石涛，领先时代300年

    石涛，生于1642年，卒于1708年。明朝皇室后裔，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画坛四僧”。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竹西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1644年，清军入关。突如其来的大变故，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不满3岁的石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叫朱若极，是明靖江王朱亨嘉的长子。眼看着崇祯帝亡了，清军又入关，朱亨嘉按捺不住，于1645年自称监国。可惜，他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功绩彪炳的一笔，次年就被已称帝的唐王所杀，成了大时局里微不足道的过客。宦官带朱若极逃出，辗转流落广西全州湘山寺，出家为僧。从此，世间再没有宗室贵胄朱若极，只有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石涛。

    没想到，这个被命运逼到墙角的朱明子弟，凭借高超的画艺，最终反而被历史所铭记。2016年11月11日晚，北京东正2016秋拍“如逸——中国书画精品专场”在北京嘉里饭店举槌，共21件书画精品上拍，领衔的正是石涛的作品。

    两幅作品，两个时期

    东正秋拍上共有石涛的两幅画作，分别是《溪山策杖》及《仿云林溪山闲亭图》。

    《溪山策杖》极为精致，笔简墨淡，山林轻淡、苍茫而悠远。《仿云林溪山闲亭图》是仿元代画家倪瓒（字云林）的山水，行笔舒缓、自然、流畅，既保留了石涛自己的风格，又融会了倪瓒的特点，清丽幽雅、清谧淡远。

    两幅作品，各具特色，恰是石涛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体现。

    十几岁时，石涛就显露了出色的绘画天赋。他学画初期，画坛正被董其昌的画风和理论所占据，流行摹古。从石涛的早年作品看，他也受到了董其昌的影响。

    约在1666年，石涛前往安徽宣城，结识了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梅清。梅清比石涛大了近20岁，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擅画山水，尤其喜欢画黄山，有“黄山巨子”的雅称。石涛学了很多梅清的风格，梅清也很看重石涛，两人结为画坛知音。在这里，石涛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1680年才移居南京。

    《溪山策杖》画于1682年，画中干湿浓淡的墨法，还明显地保留着居留宣城时期黄山画派的影响痕迹。

    《仿云林溪山闲亭图》则是石涛61岁时所作。那时的他已定居扬州近10年。此前在宣城、南京等处，石涛都旅居过，还短暂地去过京师，看遍了大江南北的山色，也见惯了显赫一时的名流，到扬州时，石涛已是画艺臻妙，声名远播，连梅清都反过来学他。

    扬州在当时算得上是文化重镇，许多一流的文人都来过，比如孔尚任、査士标、龚贤、程邃、孙逸等，石涛在独特的山水和文化氛围中，艺术更加炉火纯青。他画了很多与扬州相关的画作，比如《竹西图》长卷，背面就有12首扬州竹枝词。再如扛鼎之作《淮扬洁秋图》。画面是扬州北湖景色，画面上秋水茫茫，芦苇丛生，近处有掩映在树丛中的数间屋舍。几点红枫增加了秋天的气息，江面上一叶孤舟，一渔翁泛舟水上，使画面平添了许多超然之感。画中河岸呈月牙形，河滩上的芦苇与之相向，构成呼应之势。画上还有题文叙述了古扬州的变迁。

    身在佛堂，心向红尘

    石涛有个号，叫做“苦瓜和尚”。据传他餐餐不离苦瓜，甚至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这种感情，与石涛的经历、心境密不可分。

    幼年不晓世事时，石涛就从皇室贵胄成了平凡僧人。他本来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常伴青灯古佛，但非凡的画艺注定要让他脱颖而出。

    后来，他终于不甘寂寞，从远离尘器的宣城去了繁华的都市南京、扬州等地。康熙南巡时，他曾两次在扬州接驾。其中1689年那次，皇帝叫出了他的名字，石涛受宠若惊，非常激动，写下了纪事诗两首，并作《海宴河清图》献给康熙。

    在这之后，他主动入京3年，游走于豪门之间，结交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这时的石涛，一方面认为康熙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又背着沉重的明朝皇族出身的包袱，社会对他的期望也形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舆论压力。石涛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中。

    前朝皇族后裔那种隐忍于心的矛盾和苦痛，都强烈地反映在他的诗文书画作品中，“一生郁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寄于诗画，故有时如豁然长啸，有时若戚然长鸣，无不以笔墨之中寓之”。

    清初的画坛，时逢正统派绘画占据主流，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这“四王”沿着董其昌的摹古之路走得正红火，被当权者所赏识，出入宫禁，煊赫一时。而石涛与他们相比，仅仅是个身世奇特的画僧罢了。

    原本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最终却看透了世事，石涛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的角色和身份，苦笑中，吟出了凄楚哀婉的诗句：“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道明自己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就是个“乞食者”而已！

    1690年冬他买了一条船，从京师黯然离开，直返扬州。痛定思痛后，石涛蓄起了头发，改穿道家衣服，自取别号“大涤子”，开始潜心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石涛》一书的作者李万才告知《环球人物》记者，石涛其人，影响不止于当时，后世更甚。

    其实在京师时，石涛虽自感落魄，但已经算是有一番作为。当年，“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看到石涛的画作后，赞叹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 他曾与石涛合作画过一幅《兰石图》。石涛画兰，王原祁补画坡石，一个是奇才，一个是正统，可谓难得的合作。这幅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晚年回归自我后，石涛更是异军突起，对董其昌所引领的摹古风气不去理会，承袭传统之外，又强调造化为师、我用我法。他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

    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石涛的《画语录》，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强调艺术贵在创新，嘲笑那种闭门造车还要开宗立派的人，对仿古的风气淋漓尽致地批评，可以说，没人比他说得更贴切、深刻了。”李万才说道。

    石涛有一些著名的艺术观，比如“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直接影响了后世一批艺术家的创作。近代画家潘天寿先生曾提出：八大开江西，石溪开金陵，而石涛则开辟扬州画风。扬州八怪纪念馆馆长刘方明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石涛为扬州八怪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是八怪之一高翔的恩师。”石涛比高翔年长40多岁，石涛去世后，高翔每年必定会去为他扫墓。

    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也或多或少为石涛所影响。如代表人物郑板桥，长于画兰竹菊石，也偶然画梅，笔法直接取法石涛。他的作品剪裁构图崇尚简洁，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豪迈，在他的题画诗中，就曾多次提到画学石涛。

    石涛更深远的影响是在20世纪。画家齐白石曾高度评价石涛：“下笔谁教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画家傅抱石，本名瑞麒，因仰慕石涛而改名抱石，这里的“抱”，就是持守的意思。

    还有吴冠中。他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西方推崇塞尚为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贡献属于发现了视觉领域中的构成规律。而石涛，明悟了艺术诞生于‘感受’，古人虽也曾提及中得心源，但石涛的感受说则是绘画创作的核心与根本，他这一宏观的认识其实涵盖了塞尚之所见，并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等西方美学立论之先河。这个17世纪的中国僧人，应恢复其历史长河中应有的地位——他是世界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早于塞尚200年。”

    画家张大千平生也是最爱石涛。他收藏的石涛作品多至百余，有时为一幅名迹，不惜倾囊以付。著名学者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写道：“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词，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北京东正2016秋季拍卖会推出的两张石涛之作，著录无数，且经张大千鉴定收藏，收录于其编纂的《大风堂名迹第二集》《清湘老人书画编年》。

    张大千还仿过石涛的作品。著名画家、收藏家陈半丁有一次收得一本石涛画册，视若珍宝，专门设下宴席，请名家赏玩。张大千那时20多岁，对石涛很痴迷，听说后径直赶往陈家请教。等客人到齐，拿出画册，张大千一看，“扑哧”笑了，说是自己所画，并立刻说出画册中每一页的内容，陈半丁和其他宾客目瞪口呆。

    20世纪上半叶，那么多中国画家推崇石涛并非偶然。那个时代，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绘画方面萎靡颓废的状态也急需改变，艺术家们渴求一种恣意纵横、有所创新的精神状态，于是石涛反对摹古、反对保守的主张便成为画坛高张的旗帜。不仅是他，八大山人（朱耷）这类狷狂奇才都很受追捧，画坛的偶像由“四王”变为“四僧”（即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弘仁），理论界的偶像则由董其昌变为石涛。

    经过300年岁月的打磨，石涛的光彩愈见夺目。不得不说，一个人身世的不幸，再次成就了艺术史上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