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我与老舍的神交

    方旭，1966年生于北京。出演了多部影视剧及舞台剧，多次将老舍经典作品搬上话剧舞台。代表作有话剧作品《我这一辈子》《北京法源寺》《老舍五则》等。

    在北京马泉营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里，方旭正带着他的剧组排着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话剧《二马》。在观看排练的间隙，《环球人物》记者与剧组一起吃了一顿工作餐。剧组的乐手老浓充当厨师，端来刚出锅的两屉“蒸懒笼”。冬天里热气腾腾的食物，和着剧组的欢声笑语，屋子里一片暖意融融。方旭向记者介绍，“懒笼”也是旧时北京人常吃的食物，在面饼中卷些馅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也算沾得一些油星儿与肉味。

    方旭是个老北京，一向沉迷老北京的风物与人情。所以他喜欢老舍，很早就在文字的世界里与他精神相契。“在所有京味作家中，老舍最接地气、不矫情。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就好像我身边的人。”方旭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一次，通过将融合英式幽默和老北京味道的《二马》搬上话剧舞台，方旭又一次沉浸在老舍的世界里，与精神偶像做了一次深度对话。

    一出傲慢与偏见的中西交锋

    小说《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连载，是继《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之后老舍的第三部小说。当时张爱玲相当赞赏，“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

    《二马》讲述了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里，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如何遭遇偏见、歧视的经历。主人公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寄宿在寡居的温都太太家里。父子俩与温都母女发生了一些感情纠葛，但过程磕磕绊绊，最终不了了之。实事证明，一场异国的爱情是有多么艰难。

    比起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我这一辈子》等小说，《二马》相对来说并不为大众熟知。只有在1999年，陈道明、梁冠华曾出演过一版电视剧。如今改编话剧的任务落到了方旭头上，该剧的文学顾问、老舍女儿舒济对此充满期待：“急切地想看看方旭如何在舞台上，把中英民族性里的偏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

    为此，方旭颇下了一番功夫。“原作的精神气质是要保留的，但要将几十年前的作品与今天做更好的勾连。” 他准确地提炼出原作中那份幽默感，“老舍的幽默是一种非常宽厚的幽默，只有内心宽和，才能腾挪自如，用轻松的态度看待生活。”

    他也在其中加入了许多如今的流行元素，比如一些段子、流行语，并且尽量使它们符合人物的身份。剧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我羡慕你们伦敦，汽车、工厂和轮船。”“你不知道我们水里都是死鱼，空气都是臭的。我反而怀念北平，天是蓝的，空气清新。”这样的台词不免让人反省。

    方旭不但要编，还要演，他承担了剧中最重要的老马一角。老马有着封建社会滋生的“出窝儿老”心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官迷”，到了一个商业社会里，瞧不起经商赚钱，认为那是顶没出息的事情。他凡事讲面子，闭目守旧，苟且偷安。也是主要通过他，老舍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出反思。方旭原汁原味地演绎了这个人物，带着一种老北京的腔调。

    改编时，方旭沉浸在老舍描摹的那个世界里，恍恍惚惚。“时常家里人看我绷着脸，说看着我害怕，不敢来招惹我。”而在排练现场，方旭一面饰演着自己的角色，当别的演员表演出现问题，他又不时地跳出来指导，精神时时处于“分裂”状态。“导演要求特别理智，演员又要特别感性，这样来回调换频道其实挺累的。”

    斯琴高娃还拄着拐杖来到排练现场。她早年出演老舍小说改编的电影《骆驼祥子》《月牙儿》，曾读遍老舍所有的小说，对他极为敬重。对于时下很多人改编老舍都不满意，谁糟蹋老舍作品跟谁翻脸。但她唯独信任方旭，还担任了这部剧的艺术顾问。舒家人也对方旭说：“我们觉得你懂老舍。”

    “老舍特别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

    这已经不是方旭第一次改编老舍。过去几年，他接连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离婚》《猫城记》搬上话剧舞台。

    方旭出生于1966年，正是老舍去世的那一年。“一位前辈说，你小子这辈子是为这事儿生的，我认。”

    他从小跟着姥姥在四合院里长大，“我姥姥可精彩了，她是一个旗人，地道的北京老太太。”方旭喜欢逛景山、北海、故宫、天坛这些公园，觉得一走进去就莫名地舒畅。“我跟老舍的缘分，其实就是跟北京的缘分。我确实迷恋京味的东西，包括看话剧，看到如今那些北京的话剧演员没有京味了，我心里觉得特难受。”

    大学他糊里糊涂考了当时的北京纺织工程学院，但没事就往中戏跑，对于自己的专业根本没上心。因为和中戏老师混熟了，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了中戏进修。本来学的是导演专业，但因为演小品表现不错，被老师“一竿子给支到演员圈里”。2000年开始，他一直出演形形色色的电视剧。

    第一次在舞台上接触老舍是2007年，那时的方旭已入不惑之年。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有人组织了多个经典话剧片段的回顾。方旭和演员史可合作了《骆驼祥子》中虎妞假怀孕的片段。老艺术家苏民很赞赏他的表现，问：“方旭你是人艺的吧？”方旭说：“我没这个福分。”

    但他却动了认真做话剧的心思。2009年，他召集几个中戏的师弟师妹，在蓬蒿剧场开始搞话剧。有一次蓬蒿的运营者王翔问他：“东城区要办一个国际独角戏戏剧节，有没有什么好的独角戏题材？”方旭的脑子里不知怎么跳出了一个想法，脱口而出：“你觉得《我这一辈子》怎么样？”

    这个想法正式实现是在第二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本来就是想着在戏剧节玩几场，玩过瘾就拉倒了，但没想到业内朋友都叫好，说这戏得演下去。”100多分钟的戏，方旭一个人在舞台上尽情挥洒、酣畅淋漓。他在蓬蒿剧场演出的时候，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有个清洁工阿姨看得泪流满面，拉着方旭的手激动地说：“方旭我觉得你演的那个人就是我。”

    “老舍先生在社会底层长大，对北京平民所倾注的情感是别人没法比的，他特别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他的作品至今不旧，那些小人物的故事，到了现在还在发生。”方旭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从蓬蒿剧场到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我这一辈子》至今已演了60场。

    再次做老舍话剧的时候，方旭有了经验。“老舍先生不以讲故事见长，他的厉害之处在于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来。但故事性不强改编成话剧就很麻烦。”于是他继续形式上的探索，用两个人演《离婚》，用三个人演《猫城记》，用极简的形式勾勒出原小说的神韵。在《离婚》里，一场西餐厅里的宴会，原本有十来个人，但方旭和另外一名演员既充当情景叙述者又充当表演者，搞得热热闹闹，丝毫不损情节的完整性。老舍的儿子舒乙看后很惊讶，称之为“神奇的改编”。

    这种极简风格同样延续到如今的《二马》。在这部剧中，方旭用了“全男班”，包括温都母女都是男演员反串出演，每个主要演员都承担好几个角色。舞台上，只有几张大的报纸像幕帘一样作为布景，除了必不可少的帽子、椅子等，舞台上几乎没有实物道具。“我觉得话剧应该向戏曲借鉴，大写意，有想象空间、有意境。”

    “话剧对我来说是交流”

    方旭称自己是没有青春期就直接进入中年期的“自来旧演员”，但是这样的人也有个好处，“老同学见到会说，‘你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德性。’”“长得旧就这点好处，人就怕反差。”

    如今，他把精力都用在了话剧上，影视剧收益虽大，但他很少拍了。排练的这个四合院是租来的，每月3万多的房租。他演田沁鑫的《北京法源寺》，一场下来报酬不过一千多。他对记者说：“我和钱没那么亲。做话剧，唯一的理由是热爱。”

    话剧圈也有一些导演，一心奔着“艺术家”和“大师”去，方旭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就想带着观众一起玩。

    对于他来说，话剧最大的魅力在于交流，在剧场里总能找到几个知己，“他们跟你同呼吸，跟你共感受。”几天前他碰到一个观众，对他说：“方老师，前几年我在蓬蒿看您演《我这一辈子》，您汗珠都掉我脸上了。”方旭太喜欢小剧场的这种感觉了，和观众那么近，那么赤裸裸。他在小剧场里有时候盯着观众的眼睛演戏，有的观众躲闪，他就找另一个，“我总能找到一个愿意跟我交流的人。那种和观众心与心之间碰撞出的火花，最让我上瘾。”

    有人说戏剧存在“第四堵墙”（指人们想象中把演员和观众隔开的墙），方旭会立刻反驳：“哪来的第四堵墙？那还做什么话剧！”

    他很怀念旧时大杂院的生活，那时候人活得敞亮，邻里之间，日子过得不分彼此。而如今的高楼里，各家各户关起门过日子，各怀心思，“人之人之间都是封闭的，还有几个人能真的和你掏心窝子？”旧日的感觉只有凭借话剧实现，让大家在台上台下彼此敞开心扉，真诚以待。

    真诚，在方旭看来，是老舍作品的精神内核。比起老舍先生所处的时代，如今社会环境早已翻天覆地，但方旭说，人与人之间的偏见、隔膜仍然存在。在话剧中，方旭设计了一个老舍原作里没有的结尾。马家的后人，一代代生意做大了、成功了，“但理想在哪里？”偌大的一个舞台上，空落落的，只剩下一个人苍凉地自问。方旭说：“我不太愿意用话剧说教，但我觉得当今人们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精神世界的迷茫。我觉得戏剧可以让人思考一些东西。在保证好看之外，还有点精神营养，我希望做这样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