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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年—1988年），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在中国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我的祖父一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怀私意，洒脱旷达，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采访开始不久，梁漱溟的长孙梁钦元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对祖父的印象。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一直有着多种形象：佛教徒、新儒家、乡村建设者、政治调解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生在两个问题上不断追求：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学问；对社会问题的追求，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
多年来，梁钦元一直试图比常人更深入地理解祖父的文化探索与社会实践，从一个孙辈、一位研究者的角度，还原这位“最后的儒者”思想的轨迹。
曾祖的殉道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敬告世人书》
1893年的重阳节，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安福胡同。那一年，他的父亲梁济已经37岁了。族谱记载，梁家始祖是元朝宗室的后裔，但到了梁济的祖父一辈，已陷入“无钱而有债”的困窘。27岁时，梁济考中举人，在京城贵族府中做家庭教师。1906年，他出任民政部教养总局的总办委员，负责一些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
尽管是人微言轻的清廷小吏，梁济却始终怀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在于念书人专务虚文，因此十分鄙视那些清流名士和经学大师；他主张维新改良，曾和友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向民众普及近代知识；还致力于京剧革新，创作了新派京剧《女子爱国》。
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同样“离经叛道”。他把长子送到东京学商业，而商科在当时很受旧学界蔑视，还让两个女儿接受了新式教育。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要他学习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五经。
13岁时，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和父亲一样，少年梁漱溟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把艺术和哲学看作是“损人利己的一派胡言”，以至对古文词章“无一不厌恶”。这个未来的传统文化捍卫者，直到成年也没背诵研习过儒家经典。
1911年10月10日，当梁济正在书房中拟定治国方案时，千里之外武昌城的一声枪响，把他书案上的奏折扫进了历史的废墟。有感于朝野上下风俗败坏，梁济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但观察到的却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的民国乱象，于是渐渐萌发了以身殉道的念头。
1918年11月7日，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出门，偶然看到报上的一条国际新闻，自言自语道：“世界会好吗？”一旁的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3天后，他写下《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水而死。“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家父子最后一次的谈话内容，也是他们毕生试图解答的问题。
“我看了曾祖的日记，震撼于他筹划自尽的整个过程。他写道，明年绝不再听卖菱角和西瓜的声音，就连收尸时走哪条路都交待得清楚，可见求死之心的决绝。”梁钦元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
从初到那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
——梁漱溟《唯识述义·序言》
在父亲筹划“以死明志”的7年里，梁漱溟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折。
辛亥革命后，梁漱溟在《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经常出入于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现实政治的阴暗引发了他对于人生的厌倦和憎恶，竟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
1913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在家闲居。此前他就有过出家的打算，并拒绝结婚，开始食素，在那段时间更是沉浸于佛学，“遇有佛典即购求”，不论大乘小乘、密宗禅宗。久而久之，渐渐入门，不像过去只求自我解脱，而是深入到大乘的境界，要去“救拔一切众生”。
3年后，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在《东方杂志》发表，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力邀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从未上过大学、更没有留洋经历的梁漱溟由此成了北京大学的讲师。到北大的第一天，这个24岁的青年就问校长对于孔子的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除了为释迦、为孔子说个明白，再不做旁的事！
在北大的哲学课上，他接到了父亲自尽的噩耗。悲痛之余，写下一封长信，对各种社会舆论作出回应。这对父子的不寻常由此可见：父亲可以冷静地用7年时间安排自己的弃世，儿子也可以抑制悲伤，平静地与他人讨论父亲自杀涉及的学理问题。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演讲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知识界引发了轰动。当西方化的建设方案日渐成为社会共识，梁漱溟在书中却不合时宜地指出，西方文明对个人利益的计算，使得“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殆垂绝”，剥削和异化“使人完全成了机器，要窒息而死”。而儒家礼乐的意义正在于为人类生活创造一种感情和精神上的安定，化解西方道路的缺陷与弊病。在当时，梁漱溟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此后的60余年，梁漱溟发表了数千页文章来论述这一核心思想。他既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又像一位弘道的儒者。不同于那些“只堆积一些陈旧的古董”的国粹派，也不同于那些“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是一个“问题中人”，他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
“祖父曾说，他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他的著作从来不是书本的堆砌，而是来源于实践。他说过一句话：‘学问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真的学问是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梁钦元说道。
“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他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进入北大之前，梁漱溟曾有一段南方之行。在江苏、湖南等地，他第一次目睹了军队进入乡村后干下的勾当。返回北京后，有感于军阀战祸，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号召地方的知识分子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梁漱溟将这本小册子自费印了数千册，北大的教员室里也放了一些供人阅览。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而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胡适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15年后的梁漱溟，正在山东邹平展开一场乡村建设的“革命”。
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教化乡间人。
1933年，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邹平成为试验县，梁漱溟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乡校”和“村校”取代了政府行政机关；学校教育分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实行合作社体制，从事养蚕、林业、植棉、信贷等；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建立改进道德的民间组织和公约……这些乡建活动之所以著名，不仅在于它试图解决问题，更在于它相信农民能够“自救”：改造农村并不一定依靠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通过乡土中国的乡规民约和礼俗传统，中国农村可以创造新的文明。
4年后，由于日军占领山东，梁漱溟的乡建活动被迫中止，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呼吁团结抗战。1939年，梁漱溟从重庆出发，在山东、河南等敌后区巡视。“在重庆，祖父一月有几百大洋的收入，本来可以过着舒适安稳的日子，但是他希望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在民族危亡之际，不能只在后面嚷嚷，所以他要上前线。最惊险的一次，他们躲在山洞里，洞外日军的皮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941年，梁漱溟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筹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成第三势力集团，实践民主精神。不久，他赴香港创办《光明报》。“萨空了先生在《香港沦陷日记》里写道，当时有炸弹落在十字街口，气浪袭来，全层楼的人都恐慌万状，只有梁先生神色安详。祖父曾在一封信中说，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梁钦元说道。
“他是儒者，而你们是儒学工作者”
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理工科出身的梁钦元，在祖父去世9年后，开始改行从事心理学研究。“考取证书，找街道居委会办心理健康讲座，去民工子弟学校从事心理辅导，再做亲子和应试教育方面的心理咨询，一切从零开始。”说起转行的缘由，梁钦元向记者提及在1934年的一次演说中，梁漱溟说过的一段话，他强调研究儒门孔学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个是典籍的整理功夫，另一个就是心理学的功夫。“看来我是歪打正着，”梁钦元笑着说，“但可能也是本性使然。”
在梁漱溟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日记里，孙辈们的名字频频出现。从不顾家的他在70岁之后成了照顾孩子的行家里手。
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4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但我们都没吃饱，回去就和奶奶控诉”。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多少算不多？”“你的回答非常不同，想把这个‘度’搞清楚。”祖父夸他，“有很强的探索欲望，这很好。”
“不要贪”是梁漱溟给儿孙们的忠告。“我父亲回忆，他一生中耳提面命的教诲只有一次，祖父只谈了3个字‘不要贪’。后来我堂弟通宵看书学习，祖父也告诫他‘不要贪’，有行有止，不沉溺不放任。”
“文革”年月中，古稀之年的梁漱溟早上起来要扫公厕和大街，白天要开批判斗争会。就在这段混乱动荡的日子里，他开始写作《儒佛异同论》，参考资料都被没收，下笔仅凭记忆，不到半个月就写完了“论一”。虽然身处恶境，内心依然平静澄澈。“一切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惊骇，不讶异，不幽怨，随感而因，行其所当行。”梁钦元如此解释祖父的人生态度。
酝酿于2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在1975年完稿。次年，在给学生的信中，梁漱溟称自己“使命完毕，可以去矣”。不久之后，他坚持了数十年的日记也不再记了。
1979年底，梁漱溟搬入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孙辈们陆续成年，梁漱溟并不要求他们继承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他的一个原则是不要‘强众从我’，只要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展，就是好的人生。80年代的时候流行迪斯科，我弟弟拿着录音机给他表演了一段舞蹈。爷爷扶了扶眼镜，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1980年，梁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来自美国的艾恺教授。早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试图拜会梁漱溟，未能如愿。此次前来，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都到梁家做访谈。后来访谈集结出版，名字正是梁济的临终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艾恺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最后的儒家”，因为他“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言行如一”。这个称谓曾引起一些人的争论和不满，对此，艾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是儒者，而你们是儒学工作者。”
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他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几个月后，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医院溘然长逝。
在梁钦元看来，“祖父理解的儒学是回归孔子本身，而学习孔子就是要在自己生命上做功夫，让每个人的生命顺适通达，嘹亮清楚。”
正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所说：“他（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