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 被清算的命运

    故事开篇是小女生的嚣张，故事结局却是总统执政根基的动摇——即便再出色的韩国编剧，也写不出这样现实版“神转折”的政治大戏。不过，朴槿惠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虽是偶然事件，其后的发酵过程倒是韩国五年一度、按期上演的“老套路”。

    被汹涌民意包围的青瓦台

    11月12日的首尔市中心，展现出了民意的力量。

    从首尔市政府广场到光化门广场，再到青瓦台附近景福宫地铁站的十字路口，百万韩国民众聚集起来。当夜幕降临，人们手中烛光点点，隔空包围了青瓦台，要求朴槿惠下台。这是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曝光后的第三次周末烛光集会，也是韩国本世纪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之前人数最多的抗议集会发生在李明博当政时期。当时上任不过百余日的新总统李明博，因为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导致民怨沸腾。他不得不改组内阁，并多次向民众道歉。

    “街头政治在韩国是一种传统。一方面因为韩国人的民族特性——有血性，甚至有时行事极端，不计代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虞少华说，“另一方面也因为街头政治在韩国确实有效果，当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就是这样被推翻的。”

    虞少华介绍，1979年，实施军事独裁18年的朴正熙被下属刺杀，而政权很快又落在军界强人全斗焕手中。当时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人团间接选举产生，且没有连任限制。民主力量认为，选举人团完全可以被政府操纵，不具有公正性和代表性，坚决要求修改宪法。

    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民主化浪潮，全斗焕表示将于1988年开创韩国“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却又在1987年4月发表讲话，宣称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下届总统仍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这引发了轩然大波。6月，百万韩国人走上街头，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纽约时报》甚至将汉城（今首尔）市中心形容为“战区”。这就是“六月抗争”。

    冲突持续不断，眼看政府即将垮台，执政党不得不妥协。6月29日，当时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6·29”宣言，表示将尽快改宪。韩国的民主改宪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年10月通过的新宪法，就是韩国的现行宪法。它规定了总统直接选举的办法，并规定总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这一为最大限度防范独裁设立的制度，今天看来是矫枉过正，另生弊端。

    由于曾取得辉煌的胜利，街头运动自然而然被传承下来。“游行示威在韩国很常见。首尔广场常年有不同人、不同规模的群体，因为各种事在抗议。”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说。不过与当年相比，现在的街头运动理性得多，暴力因素大大减少，而且男女老少全民参与，有自由发言，有文艺表演，有行为艺术，很有特色。

    这次百万人集会的组织者是“民众总崛起斗争本部”，由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等众多市民团体组成。“市民团体在韩国非常多，这是所谓民主化体制的一大特点。拥有不同诉求的人，可以成立不同的市民团体，再组织和其诉求有关的示威游行，市民团体间又可以相互串联。”虞少华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道，“这一次集会规模如此之大，韩国1500多个市民团体都参与了。”

    可以看出，“亲信干政门”戳痛了韩国人的自尊心。“国民选出总统，自然期待总统能够运用好权力。但朴槿惠却把国民赋予的权力，部分交给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非专业人士。我接触到的韩国人表现出的痛心和愤怒，超乎我的想象。”虞少华说。

    同时，这也是朴槿惠执政以来所累积矛盾的总爆发。除了要求朴槿惠为“亲信干政”事件负责，集会民众抗议的内容还包括“岁月”号沉船事故、米价大跌、政府强行推行“国定版”历史教科书、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日签署有关“慰安妇”协定等。虞少华说：“由于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崔顺实女儿被梨花女子大学违规录取，所以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他们对权力阶层享有特权感到非常愤怒。在这次抗议活动中，韩国年轻一代也表现出影响广泛、行动迅速的特点。”

    “韩国的政治生态，一是总统和民意的博弈，一是总统和经济界、新闻界、法律界的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意。”王俊生说。现在韩国街头汹涌的民意，也许会决定朴槿惠命运的走向。

    反对党逼她下台，执政党有人要她退党

    民意的背后，还有反对党的推波助澜。在11月12日的集会上，出现了韩国三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国民之党和正义党高层的身影。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反对党的一切考量都着眼于大选。曾有传言说，潘基文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要代表执政党竞选总统。反对党备感压力，集中力量寻找并抓住执政党的问题，组织街头抗议。目前看，朴槿惠爆出丑闻，对反对党下届总统大选热门人选、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非常有利。

    11月15日，文在寅在紧急记者会上逼迫朴槿惠辞职，说：“我们将开展全国性的抗议活动，直到总统宣布‘无条件下台’。”此前，共同民主党的立场是总统将权力全权转让给国会推荐的总理，退居二线。而文在寅的话表明，共同民主党开始加码，目标就是逼退朴槿惠。

    “当然，反对党也要注意把握反对的尺度，如果太过了，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王俊生说，“比如卢武铉，开始陷入家族贪腐丑闻时，民众抗议他；但他要被弹劾时，民众觉得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转而支持他；他自杀后，民众对他的好感度反而大幅度回升。所以现在反对党也会尽量避免表现出自己是在利用民意。”

    其实更让朴槿惠忧心的，是来自“自己人”的压力。执政党新国家党内“非朴派”领袖人物、前党首金武星公开表示，鉴于朴槿惠涉嫌公权私用，违反宪法规定，应对她进行弹劾，“弹劾程序比辞职更公正”。他还要求朴槿惠退党。紧接着，新国家党内“非朴派”纷纷跟上，力挺金武星，要求“亲朴派”党内高层立即集体辞职。

    “韩国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最大的区别是对朝政策，保守派强调施压，进步派强调对话。除此之外，政党的凝聚力并不强。具体表现就是它们经常分化组合，经常改名。”王俊生说，“说到底，一切都是服务于大选。新国家党内部本来就有矛盾，之前觉得明年大选的胜选率比较大，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果‘亲信干政门’给政党造成巨大伤害，那些反对力量发现跟着朴槿惠没有前途，就开始找新出路，要么你退党，实现和政党的切割，要么我们出来组建新的政党。”

    当然，即使没有这次的丑闻曝光，朴槿惠在任期最后一年也会成为“跛脚鸭”总统。“由于总统任期5年，不能连任，而新总统上台后会重新任命官员。所以在最后一年，执政党内会开始揣测谁最有希望代表政党竞选下任总统，并将其视为新的效忠对象。这就导致韩国总统在执政最后一年往往难有作为。”王俊生说。

    也许唯一能令朴槿惠稍感安慰的，是反对党也并非铁板一块。“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原计划与朴槿惠会面，但又迫于党内压力取消。”虞少华说，“因为此次事件太突然，事件演变结果又关系到明年总统选举结果，几个主要反对党难以统一意见，所以一开始目标不清晰，没能提出解决方法，给了青瓦台通过撤换阁僚、拖延接受检查，来稳定局面的机会。”

    总统个个难逃“下台后的清算”

    朴槿惠任期最后的经历，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上世纪80年代韩国恢复直选制后的5位前总统，都难逃丑闻结局。

    卢泰愚是第一位。下台后，他因受贿巨款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其后两任总统是反抗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涌现出的“民主斗士”——金泳三和金大中。金泳三上台后即彻查全斗焕时期开始的官商勾结活动，却没逃过次子金贤哲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被捕的丑闻。金大中在任内曾促成朝韩首脑首次会谈，获得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执政后期也因次子金宏业大宗洗钱和收受贿赂，幼子金弘杰收受贿赂而声誉扫地。

    之后上任的卢武铉被认为是最悲情的一位。他出身贫寒，通过艰辛自学成为律师，又主动站出来，为被军事独裁政权迫害的学生辩护。当上总统后，卢武铉强势反对贪腐，没想到卸任后卷入受贿丑闻，最终承认妻子受贿，并以嫌疑人身份接受检方问询。羞愤之下，他选择了跳崖自杀。

    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一度标榜其政权是“道德上最完美无缺的政权”。结果就在任期结束前，他亲人及亲信的经济问题曝光。他只能向国民鞠躬道歉。而他的哥哥李相德因受贿入狱，儿子李时炯和夫人金润玉都接受了检方调查。

    现在，对朴槿惠的调查也涉及经济问题。“干政可能还是道义有亏，如果贪腐，就是违法了。”王俊生说。

    悲剧宿命笼罩青瓦台，与韩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密切相关。

    “韩国总统出事，经常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或亲信。”王俊生说，“总统的权力很大，又只有一任，家人有时就存在借机捞取好处的心理。总统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秘书班子，少则200多人，多的超过400人。这些秘书往往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是幕僚，总统当选后，他们不用经过国会表决通过，就跟到了青瓦台，某些秘书的权力甚至大过各部长官。一些人便自恃竞选时‘劳苦功高’，捞取好处。”

    在总统任满前，除了反对党专心挑刺，默默积攒弹药的还有媒体和检察机构。“由于大企业和政府钱权关系密切，媒体又和企业存在利益关系。所以媒体在政权初期往往跟政府声音一致，但到政权末期便开始拿政权开刀，疏远现政权”。虞少华说，“检察机构也是如此。一开始新官上任，权力大，检察机构也看政府眼色行事，哪怕已经掌握了政府的不正之风。检察机构因此经常背上恶名，被认为是政府的御用机构。检察机构当然也想摘除恶名，这种机会自然留在了最后。当政权到了末期，权力下降，检察机构就开始拿政府开刀，以恢复名誉。”

    虞少华认为，“下台后的清算”也许还和韩国人的心态有关。“官员在位时受到尊崇，卸任后身价落差很大。”

    朴槿惠何尝不想做一个善终的总统。结果事到如今，眼看青瓦台“宿命”的枷锁越来越紧，她挣脱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