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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出头时，年轻的画坛才俊达利去巴黎，第一次拜访成名已久的毕加索。他进门就向毕加索致敬：“我去卢浮宫前先来拜访您！”毕加索对此很淡然：“你做得很对。”两人互相欣赏对方的作品。回来之后，达利说：“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毕加索是天才，我也是。”
毕加索举世闻名，达利后来也是。20世纪，这两位西班牙艺术家的光芒交相辉映，共同撑起一片耀眼的艺术星空。2016年11月5日，“萨尔瓦多·达利和巴勃罗·毕加索艺术真迹精品展”在重庆长江当代美术馆开幕。两位巨匠，再次跨时空重逢。
“我以为他们生活在隔壁呢”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了长江当代美术馆副馆长田东，以及策展人、俄罗斯民族艺术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沙德林的翻译童明先生。据悉，展览上展出的毕加索作品，有30件陶瓷、13幅照片、20幅版画、6幅海报；达利的作品则包含28件雕塑、24件陶瓷、139幅版画、4幅海报。
这些陶瓷、雕塑、海报，向人们展现了绘画之外的巨匠。
其实20世纪，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圈的跨界时代：与毕加索、达利同时代且一样有名的西班牙画家米罗，既玩雕塑，也搞陶艺；法国野兽派的创始人马蒂斯，绘画之余也做版画和雕塑。到后来像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等既混迹时尚圈，又从广告到影像到装置无所不能。
毕加索与达利，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大潮所影响。毕加索除了画画之外也做雕塑、陶艺、版画、广告、戏服等。达利则更加“拜金”，除了雕塑、版画，还玩文学、设计珠宝、为书做插图、布置舞台，与西班牙著名电影人路易斯·布努埃尔合作短片《一条安达卢斯的狗》……两位跨界大师似乎想以一己之力创造出艺术的一切。
他们是两段并肩的传奇——毕加索从记事起，就开始与画做伴；童年时就让身为美术教师的父亲惊叹不已；14岁移居巴塞罗那，仅用一天时间就打破了隆哈美术学校需历时一个月完成静物写生的入学考试纪录；他的作品和生活一样多变，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像他那样，不停地打破自我。
达利的生活和艺术则充满了矛盾。性格叛逆不羁却对艺术严谨认真；运用古典艺术的技法，表现的却是现代生活中的压抑、悲伤、神秘等主题。成名后，他一直高调地向世人展现着他的荒诞不羁：他曾帮纽约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设计橱窗，却在完成后将心血之作统统打碎，然后坐等警察的拘捕；在伦敦，他应邀去作演讲，却身穿潜水衣出现在讲台上，观众目瞪口呆，而他自己也被闷得够呛；他去游泳池游泳，却牵着两只猎豹，把整个游泳池搞得鸡飞狗跳。他曾说：“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我同人类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是疯子。”
出生、成长在同样的国度，都经历过一战，都在国外生活多年，这些相似的背景又让两位巨匠不时出现一些契合之处。20世纪20年代末，两人几乎同时开始用极夸张的手法，将人像肢体或软化，或描绘为石头质感。30年代初，毕加索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不朽名作《变形记》的版画，达利则用同样的手法为贯穿了整个法国文学史的《马尔多罗之歌》制作版画；1935年，达利创作了《内战的预感》，两年后，毕加索做了《弗朗哥的梦与谎言》，不约而同地描摹了西班牙内战的深痛巨创。西班牙艺术家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卡对此曾说：“有时他们彼此致敬的整齐度，让我以为他们生活在隔壁呢。”
毕加索晚年“上瘾”陶艺
都是巨匠，都是杰作，都在一个展览中，怎么看呢？策展人亚历山大·沙德林给出的建议是：“显然您得先去看看毕加索的作品，再立即去看达利的。”
毕加索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见证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他身材矮小却精力旺盛，留下了各种艺术作品。世人皆知的绘画之外，雕塑、瓷器作品也很多。美国艺术评论家安妮·乌姆兰德曾说：“毕加索的雕塑作品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仿佛每一件雕塑都出自不同人之手，因为他总是探索雕塑的新可能性。他时不时会在绘画之余回归雕塑一段时间，纵观他的雕塑，每个时期都有各自显著的特点。”
晚年的陶瓷作品更能体现出毕加索的艺术能力。
1946年夏天，65岁的毕加索带着情人弗朗索瓦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到法国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瓦洛里度假。
这是个滨海的美丽小镇，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传统陶艺发达。一天，朋友邀请毕加索一家去附近的手工艺市集上小逛。看到现场制陶的艺人，毕加索一时兴起，随意在小摊上捏了几个小件。
后来，毕加索结识了当地一家著名陶瓷作坊的拥有者──乔治和苏珊夫妻。他们成了大师的启蒙者，不但让毕加索随意使用其作坊，还教给他制陶艺术。
一尝试不要紧，毕加索“上瘾”了。之后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停止陶艺创作。起初，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毕加索，陶瓷作品也是相当“幼稚”，没解决上釉和多重烧制的问题，就直接在结了块的黏土上塑造鸟、鸽子、猫头鹰的形态。
后来，在苏珊夫妇的帮助下，毕加索有所进步，他开始自由调整陶器的形态和比例，成功地烧出各种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壶、盘、花瓶等。20世纪40年代末，毕加索已开始用电动燃煤窑炉自行烧制陶瓷，成了不折不扣的陶艺大师。
猫头鹰是毕加索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因为那时的毕加索真的养了一只猫头鹰。据说有一天晚上，毕加索和情人在回家路上发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就把它带回家治疗。猫头鹰痊愈后，一直留在毕加索家里，成了他最重要的“模特”之一。
毕加索喜欢把女人和动物轮廓相结合，嫁接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造型。比如《猫头鹰女人》，就是一只造型奇特的花瓶，肚子鼓，上下两端收口，瓶背面中心特意增加了一个“尾巴”，绘上线条之后，花瓶从上半部分看，是个翘着尾巴的猫头鹰；只看下半部分，又是一个梳着马尾的女人。
这次展览的作品里，也有一件毕加索的陶瓷代表作：《四个舞者》。亚历山大·沙德林的解读是：“像一幅图画，更像一个象形文字。画面中你能看到4个跳舞的人，但看不出男女。毕加索努力用最简洁的线条，让你感觉到他的意思。在晚年，他痴迷于以象形字为基础进行陶瓷制作。他把多余的线条都去掉了，但你仍然可以从他的陶瓷作品中看出一张人脸。毕加索曾说他这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像个孩子一样画画。他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简约。这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达利唯一的“缪斯”
与毕加索相比，亚历山大·沙德林和达利似乎更加有缘。达利一生的挚爱加拉就是位俄国人，达利还曾用细致而虚幻的笔法写过一本自传，其中有对从未去过的俄国的幻想。
身为俄罗斯商人，从事收藏之后，亚历山大·沙德林对达利也更加关注。他曾与达利的朋友、秘书、律师、档案管理员、摄影师以及邻居面对面地交流，探寻达利妻子加拉的身世，等等。
1929年，一位好友、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带着妻子加拉造访了达利的寓所。就是在这次会面中，达利不受控制地爱上了这位有夫之妇。
加拉比达利大10岁，出生于俄国喀山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豆蔻年华的她，不幸患上肺结核，到瑞士疗养，结果因祸得福，认识了丈夫艾吕雅，此后随他生活在巴黎。
1912年，艾吕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最初的诗》，其中提到的加琳娜就是爱人加拉。次年，加拉也出版了一本小书《无用之人的对话》，讲述了自己和艾吕雅之间美好的生活片段。
加拉有着优美的身材和迷人的眼睛，也不缺少才华，称得上是当时艺术圈里的“女神”。见到达利后，加拉也觉得自己重新被爱神俘获，从此成为达利的伴侣、模特、经纪人，陪他一生。
说加拉是达利的幸运女神，毫不为过。两人相恋之后，达利所作的画使他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毕加索一生两任妻子、5个情妇，不同时期画不同女人，加拉却成了达利唯一的“缪斯”。她出现在达利的绘画中，在不同角色里转换，比如在《里加特港的圣母》中，就是圣母。达利那幅最广为人知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也和加拉有关。当时达利在家中吃着一种入口即溶的奶酪，脑海中浮现了关于“融化”的灵感。画架上画了一半的荒漠里，于是多了融化的时钟。接下来的很多作品都有融化的时钟这个元素。达利曾解释说，生活能够把他变得坚硬，而加拉为他构筑了一个寄居蟹的壳，他可以柔软地变老。
达利的作品深受弗洛伊德影响，几乎全是梦境。实际上他自己曾说过，很多时候，他分不清现实与虚幻。有人怀疑这是他沉迷于精神药物后的结果。达利的回答是：“我不滥用药物，我就是药物。”据说，他会想尽办法记录自己的梦境，比如拿着勺子在桌边打盹，当他睡着，勺子掉到盘子里，发出的声响足以立刻唤醒他。
20世纪30年代，达利开始创作雕塑。与毕加索的作品相比，达利的雕塑更加标新立异。亚历山大·沙德林所收藏的达利雕塑中不乏经典之作。如《带抽屉的维纳斯》，“米洛斯的维纳斯是全世界画家学习素描时都要临习的范本，但如果只是临摹，没有自己的创见，就谈不上艺术。这就像中国的书法。”沙德林解释说。达利在维纳斯身体的不同部位装上了抽屉，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抽屉是女人隐藏性欲的象征，半开的抽屉，暗示女人的秘密是公开的，内心不再害怕。再比如《燃烧的女人》，综合了达利最喜欢的形象：火和抽屉女人。
加拉陪伴达利50余年，她去世后，达利停止了创作，标志着艺术生涯的终结。晚年的他，生活不由自主，被助手逼着签了很多虚假的签名。因此关于他的晚年作品，也一直争议不断。
无论是毕加索还是达利，过世之后，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依旧不断推出有关他们不同性质的回顾展，话题不断，而且常常带有新意，仿佛他们还活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