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怪才达·芬奇

    列奥纳多·达·芬奇，生于公元1452年，卒于1519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天才的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绘画代表作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他一生写下了13000页左右的手稿。

    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个500多年来如雷贯耳的名字，最初只是和绘画大师的身份连在一起。直到19世纪，随着他的手稿被陆续发现，达·芬奇在画家之外的多重身份——建筑师、科学家、发明家才日渐凸显。

    9月11日，“对话达·芬奇”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展出的60幅《大西洋古抄本》手稿真迹，全部来自米兰昂布罗休图书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本展览策展人杨冬江老师对《环球人物》记者介绍，“达·芬奇一生写下了13000页左右的笔记和素描，《大西洋古抄本》是其中数量最大、研究意义最为重要的一部”。在这1119张手稿中，包含着自然科学、数学、建筑、军事、机械等丰富内容，从中可以窥见这位天才艺术家博学睿智的一生。

    科学是军官，实践是士兵

    1452年4月15日，达·芬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西北部阿诺河畔的芬奇镇。他的父亲皮耶罗是佛罗伦萨的公证人，母亲卡泰丽娜则是一位农家姑娘。在达·芬奇出生后不久，他们就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

    作为一个私生子，父母非法结合后分道扬镳，由之带来的是继父、继母与一群关系错杂的兄弟姐妹。在弗洛伊德看来，达·芬奇过剩的好奇心、创作时的完美主义，乃至神经官能症与同性恋倾向，都源自他的非婚生身份和扭曲的家庭关系。

    虽然这种“精神分析”的结论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但达·芬奇的私生子身份还是决定了他不能从事法官、医生等高尚的职业。于是在14岁时，达·芬奇来到佛罗伦萨，进入安德烈亚·维罗奇奥的画室学习。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与工匠并无太大的区别。维罗奇奥的工作坊接受各种各样的订单。达·芬奇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洗画笔、做模特、拌石膏、煮清漆，接着学习绘画、雕塑、机械装备与工程建筑，直至成为师傅的得力助手。

    在工作坊里，聚集了一批年轻艺术家，他们谈论世界大事，点评时下的重大工程，研究透视法、解剖学与古希腊哲学。

    “15世纪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们操心的问题是如何回归自然与真实，如何通过观察和分析，来准确表现头发的质感、肌肉的纹理、动植物的形态与光影的变化。达·芬奇继承了维罗奇奥工作坊里的科学精神，主张到大自然中寻求知识和真理。” 杨冬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在达·芬奇看来，“科学是军官，实践是士兵”，而“只懂实践不懂科学的人就如没有舵和罗盘的舵手，永不知道他的船要开往何方。”为此，他绘制各种地图，通过考察岩石裂缝与河流沉积物洞悉了地球的板块运动；他沉浸于对树干、树枝与枝桠的研究，发现了“达·芬奇公式”——树干的粗度=同一高度树枝的总粗度；他关注水的运动，热心从事水闸和桥梁的研究，构想了一系列整治河流的水力工具；他在 对光线和阴影的研究中，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渐隐法”与“烟状”风格，而这正是蒙娜丽莎神秘微笑背后的科学基础。

    凭借一些简陋的工具，达·芬奇在大自然的实验室里探索世界。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他很可能在牛顿之前就预知了引力定律，在居维埃之前就了解了侵蚀力，在开普勒之前就能解释星星发光的原因，在哈雷之前就知道了信风……尽管他的研究缺乏学理性的说明，但在这些庞杂的观察笔记中，却潜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萌芽。

    工程师、发明家和狂想者

    1482年，达·芬奇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米兰，投奔当时的米兰大公路德维克·斯福尔查。

    杨冬江分析说，“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混乱复杂，各国之间冲突不断，战火频燃。考虑到米兰宫廷对军事人才的倚重，达·芬奇在写给斯福尔查的求职书中，并没有过多强调自己的艺术才华，他自称为‘伟大战争机器发明者’，列举了十多种在军事方面的发明创造。”

    这并非达·芬奇的自我吹嘘，他的笔记本中画满了各种防御工事和堡垒平面图，充斥着无数的杀人武器：炸弹、炸药、投石器、巨型弩，装有多个喷火口的炮架——类似机关枪的前身，以及自带火炮的装甲车——类似现代坦克的前身。

    在米兰生活的17年里，达·芬奇快慰舒心，自由自在，丝毫没有身处异乡的焦虑。他创作了《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等传世名作，潜心研制用于进攻的潜水艇和用蒸汽驱动的大炮，为米兰宫廷铸造青铜巨马，为贵妇人们订制珠宝首饰，为公爵的夫人和情妇设计阁楼和浴室……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芬奇开始系统记录自己的思想，并将其写进随身携带的本子里。在这些丰厚驳杂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达·芬奇近似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兴趣：

    他对建筑学颇有研究。设计了古典的旋转楼梯，如今已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取景胜地；他在纸上画出一座“未来新城”，上层是步行区域和高档住宅，下层是人工水道和商铺仓库，甚至构想出通风良好的公厕，展现了惊人的现代化理念。

    他醉心于解剖工作，为此不惜去墓地偷尸体。他毫不顾及传统的禁忌，用解剖刀一层一层打开尸体：他切开老人的内脏，最早发现了动脉硬化的病症；他切开孕妇的子宫，了解胎儿的存在状态；他切开眼球，研究人的视觉组织；他的解剖素描为揭示人体器官的功能特性提供了全新的视图。

    他对机械制造充满了热情，尤其着迷于“自动化”的设计。自动演奏的机械鼓、自动行走的小车，以及那些纺织机与印刷机，预示着未来工业革命的目标与方向。

    他的头脑中充满古怪的狂想，他想像鸟类一样飞到空中，于是观察鸟类的飞行，制作了各种版本的飞行器，还周全地设计出降落伞以备着陆之需；他也想像鱼一样潜入水底，于是构思出潜水服，上面连着芦苇秆制成的通气管和漂浮在海面上的浮钟，甚至还带有供潜水者小便的口袋。

    在杨冬江看来，“作为创造者的达·芬奇，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全能工程师。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艺术、科学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并且融入了诸多领域的理论与实际经验。他画出了坦克、挖掘机、飞行器、潜水服的结构图，虽然大部分只停留在手稿阶段，但这些技术发明在20世纪都成为现实。这其中包含着伟大的意图：他试图消化和清点全部的人类知识，并在可能的时刻对它们进行修正和扩充。”

    如果说伟大的意图成就了达·芬奇式的天才，那么并不理智的激情也造成了达·芬奇式的苦闷：他要重新解释万事万物，每一个研究主题都引向其他需要研究的领域。因此，他完工的东西少得可怜——无论是绘画创作，还是科学研究。

    1499年，路易十二以胜利者的姿态占领米兰，这个意大利最富有的王国落到了法国人的手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天，达·芬奇回到了佛罗伦萨，从此之后，一直为寻找合乎自己需要和品位的赞助人而辗转奔波。1516年，他接受法国国王佛朗索瓦一世的邀请前往法国，居住在昂波瓦兹附近的克卢城堡，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镜子”内外的达·芬奇

    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达·芬奇仍然继续着他的研究计划，却越发感到迷惘困惑。他埋头研究的数学和几何学一直没有突破，试图战胜重力的飞行试验又一次失败，关于呼吸系统和发声器官的研究进展迟缓……他试图重新整理笔记内容，却发现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一些文章的提纲和分散的草图。他苦恼地承认：“一切都好像分裂的王国在奔向毁灭。致力于太广泛的研究，会令神智混乱衰弱。”

    与之相反，此一时期达·芬奇的绘画创作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科学研究的停滞，引发了他对灵魂皈依与生命起源的追索，他重新回到美的领域，《圣母子与圣安娜》《蒙娜丽莎》《丽达》《施洗者圣约翰》里面人物神秘的微笑，庄重的气氛，画面中多种元素之间的对比与张力，流露出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就像作为学者的达·芬奇，在那些无法解答的难题与无法触及的真理面前的无奈和渴望。

    达·芬奇是左撇子，他能用两只手写字，但当他用左手书写时，人们要在镜子中才能读懂那些宛若符咒的反写文字——这正像达·芬奇其人，在他身上常常混杂着截然相反的两张面孔。

    他坚持人文主义的信念，把人视作世界的模型，笔下的圣母和教徒，充满鲜活饱满的人间烟火气；但在笔记中却反复谈及嫉妒、诽谤、伪善、贪婪等人性的罪恶，写下描述“人类的残忍”的预言与谜语。

    他批判神甫的浅薄与教堂的奢华，反对对圣人与教义的盲目崇拜，甚至轻狂地向主教宣称自己在一年内解剖了30具男女尸体；但他并非无神论者，仍将上帝视作万物的创造者，追求灵魂与自然的和谐。

    他脚踏实地地研究自然，又天马行空地构想那些无法运用于实际的发明创造；他热衷于研发杀人武器，但憎恨战争的残忍与疯狂；他探索至美的经典，同时痴迷于那些畸形的脸、残缺的肢体或丑陋不堪的事物；他执着坚定地进行科学研究与艺术创新，却变化无常地拖延、改动甚至放弃自己的计划与目标……

    1519年，达·芬奇去世，享年67岁。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尸骨在拿破仑时代即已下落不明。1863年，诗人阿瑟内·胡塞在圣佛罗伦丁教堂的遗址中，发现一具完整的头骨。诗人惊讶于头骨的巨大尺寸，断定这就是达·芬奇的头骨。“我们还没见过如此出色的聪明的脑袋”，他不无浪漫地写道：“经过3个半世纪之后，死神还不能打掉这颗威严的脑袋的傲气。”

    如今这些骸骨被安置在圣胡伯特礼拜堂，并诚恳地附上说明：“假定那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遗骸。”传记作家查尔斯·尼科尔感慨道：“埋葬在圣胡伯特礼拜堂的颅骨曾经容纳了列奥纳多的大脑。而如今，笼子空了，心灵已经飞走了。”

    或许，只有在这些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手稿笔记中，我们才能重新捕获这颗放飞的心灵，重新发现一个画家之外的旷世天才达·芬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