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的中国式表达

    一桩公安部侦办的缉毒案件，一部商业大片，一位香港警匪片导演。

    看似不沾边的3个词，却偏偏走到一起，成就了一部轰轰烈烈的电影《湄公河行动》。用年轻人的流行语来说，这是一次“破次元”的相逢。支撑他们相逢的，是一个潜藏的共同点，也是一个恒久的精神渴念：英雄主义。

    捷克作家伏契克曾论英雄，“为了争取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石质的雕像”。如何为埋骨湄公河的缉毒英雄塑像，公安部有自己的要求，商业片有自带的逻辑，香港导演有自我的风格。怎么可能不碰撞？幸而，这破天荒的第一次，12天内就收获了7亿多票房，换算一下，至少超过2000万观众的观影——说它唤醒了民众的英雄情结，毫不为过。

    “用一个新的方式讲述一个主旋律的故事”

    3个月前，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在电影《湄公河行动》的发布会上介绍，“湄公河惨案”轰动全国后，博纳影业在层层筛选中最终胜出，获得了这个题材的电影拍摄权。

    这“筛选”二字意味深长。据媒体报道，《湄公河行动》的改编权原本很有可能给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毕竟以往的主旋律题材项目，几乎都由其操刀。何况用明星荟萃的方式拍摄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曾让“中影式主旋律片”大放异彩。为了表示对该项目的重视，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亲自负责，邀请业内声誉极高的影视文化公司小马奔腾的创始人李明参与，初步选定《风声》的导演高群书来执导，《士兵突击》的编剧兰晓龙来执笔，并拿出了剧本提纲和5000万元的投资计划。

    然而，当中影的这个班底基本搭起来，即将着手挑选演员时，项目却被博纳影业“截了胡”。博纳的动心起于2012年夏天。当湄公河惨案的罪犯被引渡到中国，即将在昆明受审时，博纳的高层就有了把这个案件拍成电影的想法。较之于中影，他们递交了一个更有突破性、更富野心的拍摄方案——2亿元投资，按商业大片来拍摄。这套方案的制作风格、创意亮点，和《谍中谍》《速度与激情》等美国大片颇为相似，博纳并不讳言，“就是要像美国大片那样拍”。

    机会也很好。有意寻求创新的公安部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电影制作公司，博纳这个极为大胆的方案获得了青睐。总裁于冬亲自负责这个项目，与公安部沟通，最终拿到了湄公河惨案的电影改编权。

    此后，博纳的编剧团队翻阅了大量资料，并赶赴云南以纪录片的形式拍下了糯康及其团伙受审的全过程，还整理了参与案件人员的所有访谈，包括西双版纳州公安局、云南省公安厅的一线缉毒人员，以及公安部专案组的领导，汇集成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和相关音视频。

    于冬热衷于“用一个新的方式讲述一个主旋律的故事”。他相信，为英雄主义题材披上商业大片的外衣是走得通的，他说：“我们对‘湄公河’这类公安战警保卫人民的题材很有信心。”

    当然，公安部的支持，是这信心的重要保障。观众看到《湄公河行动》的开场画面时，都会咋舌——公安部副部长的办公室、公安部的北大门、天安门的正面。这些实景足够证明，公安部对这部影片的参与之深、支持之大。要知道，不仅公安部副部长办公室从不对外开放，面对长安街的公安部北大门也只在中央领导人及重要外宾来访时才会打开。一位博纳影业高层透露：“我跟公安部说，人家（美国大片）开场都是白宫和五角大楼，能不能让我们也拍拍天安门和公安部？公安部非常支持，说没问题。这个就是国家重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一级警监王大伟看完电影后，感慨良深。“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警察的影片，基本都讲这支队伍的文化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爱及无私奉献，赢得了一些中老年观众的认可。但《湄公河行动》用商业电影的手法和语言，把时下流行的英雄主义表现出来，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我在影院做过调查，这部影片的观众，约1/5是中老年人，4/5是年轻人，也有全家人去看的。”可见，用商业大片讲述英雄主义，成效立竿见影。

    “我们创作的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价值观”

    于冬找来香港警匪片导演林超贤执导《湄公河行动》，就像为《智取威虎山》找到香港武侠片导演徐克一样，是为电影找到了最合适的手艺师。

    林超贤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时感慨，还记得第一次从于冬手中接过电影的兴奋：“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时，我就从新闻中听说了，但了解得不多。于老板把资料给我看，我才知道原来这件案子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故事，就很有兴趣了。自从2011年拍完《逆战》，我就没怎么拍枪战、爆破题材，我一直在等一个不一样的电影，让我有冲动再拍这种动作片。看完湄公河惨案的资料后，我知道，就是它了！”

    于冬选择林超贤，也是选择了他丰富的在内地拍摄警匪片的经验。这点很重要，意味着林超贤清楚拍摄的底线在哪里。他是最早北上内地的香港导演之一，“当时很多香港同行拍古装片，因为审查好通过，但警匪片就很难通过，可我就是很想拍警匪片”。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电影从没遇到太多审查障碍。“拍《证人》中张家辉演的大反派时，我尽可能避免对这个角色的某些方面做极致刻画，最后就是剧本送了两遍，成片审了两至三遍，通过了。”2010年，他拍摄电影《线人》时，曾遇到一个质疑，“警察怎么可能为了破案就牺牲线人呢？”可“牺牲线人”恰恰就是这部电影的主线，改无可改。林超贤反复进行解释，说明警察选择背后的激烈挣扎和人性的意义。最终《线人》一刀未剪过审，成为少见的内地和香港同步上映且版本相同的电影。

    但这些经验，毕竟不是基于一个真实的、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湄公河行动》的第一稿剧本递交给公安部，很快被标注了一堆意见，退了回来。林超贤和公安部相关人员当面讨论，又被多圈出几十处“不合适”的地方。两年中，林超贤前前后后修改了二十几稿剧本。“但大家也清楚，既然是我这样一个香港商业片导演来拍，就不会是一部传统的主旋律宣传片了。我有我的坚持，我还是用商业电影的尺子去判断，那些必须要有的东西我会坚持做。”

    起初，张涵予饰演的警察高刚离婚的设定，还有彭于晏饰演的情报员方新武为女友复仇射杀毒贩的情节，都遭到了公安部的质疑。林超贤解释：正因为高刚深陷人生困境，才能借此拉近与方新武的关系；而方新武只有遭遇这样的不幸，才会愿意孤独地坚守在陌生而危险的世界。最终，这些核心人物设置都保留了下来。

    还有一些难以达成一致的情节，林超贤提了个建议：把电影拍出来后再看看，再决定。因为“电影是一种画面感染力很强的媒介，在文字上去讨论其实拿不准”。果然如他所料，“最后大家看片时非常兴奋，之前的疑虑都没有了”。

    也有些镜头放弃了。比如方新武对线人进行逼供时，原本有个镜头，是方新武拿小刀对着线人的脚腕直接割下去，然后看着伤口冒血。考虑到画面过于血腥，于是删减了。“这些删减没问题，不影响影片想表达的东西。我认为一定要表达的，都保存下来了。其实大家对我的包容度是蛮高的。”林超贤说。

    公安部的包容，在拍摄过程中“变现”为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湄公河专案组组长刘跃进亲自担任电影的总顾问，规格之高，在商业片中罕有。又如，公安部向拍摄团队透露了“很多不能说的秘密”。甚至剧组拿到了“境外持枪”的许可，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在拍摄现场要穿着真正的防弹衣，仅仅是这个细节，就让电影在真实还原度上大大加分。

    看完《湄公河行动》的观众惊呼：“国产片尺度也能这么大？”“这样也能过审？”林超贤忍不住会心一笑。“以前在香港我们也猜，为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总以为是什么大问题。其实正面接触后发现，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说明，我们创作的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价值观，一种立场，大家是能理解、能接受的。”所有那些突破以往尺度的“第一次”，都与公安部的理解密切相关。包括影片中首次正面展现了金三角毒寨的“娃娃兵”，他们吸着冰毒，背着重枪，玩着自杀游戏，杀着警察。可悲又可怖。

    “英雄如果高高在上，离观众就太远了”

    为了拍《湄公河行动》，林超贤接触了很多一线的缉毒警察。“那些警察的眼神、说话方式和留意的东西，都和城市中的警察很不一样。他们聊起自己在边防的缉毒工作，非常镇定甚至兴奋。他们是真的渴望去与毒贩较量。”给林超贤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名缉毒小队的队长。“他是一个胖子，一点都不潇洒，但队员特别信任他。他们去边防扫毒，有时需要在野外居住，这位队长就会煮饭给队员吃，对他们很照顾，让我看到了真实的铁汉柔情。”林超贤把这些缉毒警察最打动自己的特质拿出来，全部放到了高刚这个形象身上。

    除了缉毒前线，林超贤还由中间人带领，进入金三角。“我们就坐在面包车里，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但不能拍照。我们去的村子里住着像糯康一样的毒贩和他们的家人。你会发现周边都很穷困，村子却很有钱，每个人都有几台车和很高的楼房。整个过程有一种危险就在身边的感觉，既害怕又刺激。”

    在影片中，林超贤对多达几十万字的湄公河惨案的资料进行了大胆的取舍。“电影只有两个小时，不可能拍满8个月的事情。事实上，把这个案件引出来，讲讲他们面对什么困难，最后怎么去抓，就已经是非常饱满的内容了。有这么多真实的素材，必须用最密集的方法把它们连在一起。我把好几件事情放在一个动作场景里，每当你觉得已经结束了，后面却还有一个更强烈的情节，一步一步把这种节奏感提升上去。”

    为了让电影更加刺激，林超贤不惜成本打造了各种大场面，其中百货商店枪战戏“真的砸了一个商场”。这场戏讲的是高刚率领中国缉毒警察，乔装成钱多到烫手的赌场大亨，与片中大毒枭糯卡的手下干将约在商场见面，谈一宗毒品交易，结果成功盯上了隐身于商场二楼、遥控指挥谈判的糯卡儿子。“我们找了好几个商场，对方都不答应，最后总算确定了拍摄地。我们把整个商场包下来，重新搭景，拍了差不多8天，最后呈现出一个大规模的破坏场景。”作为影片压轴的水上追捕戏，更是让林超贤费尽心思——高刚活捉了糯卡，跳上了快艇，中国警队的直升机在空中准备接应；而国际毒贩和金主在狭窄湍急、航道纵横的湄公河上穷追不舍，疯狂追杀。“水上拍摄的难度远超我的想象，戏里只有5条船，戏外工作船有20条。有时工作船靠太近，甚至是浪花打进镜头，这个画面就作废了。每次拍完，能用的镜头都很少。”

    林超贤在香港做了十几年的警匪片，最擅长在警匪片里挖掘人性。警察和罪犯在他的影片中常是“双男主”结构，警察不再是高大全的偶像，罪犯也有个人的苦楚纠葛，警匪的对峙构筑了一个饱满的人性世界。所以他的片子，总是莫名地、微妙地触动人心，甚至触痛人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英雄如果高高在上，离观众就太远了，我觉得人物还是应该血肉一点比较好”。

    而这次，林超贤从湄公河惨案中找到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能量：“这件事不是编出来的，而是真的为了正义去抓一个人，带回来审判。这些缉毒警察面对他们的工作时，真的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命终结。我在电影结局安排彭于晏的角色撞向毒枭的船，就是这种使命感的反映。湄公河案件告诉我们，最本质的警匪片其实还是在讲什么叫正义，而正义是可以相信的！”

    在影片结尾，中国的包机把糯卡等人带回国，警察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王大伟感慨道：“我最难忘的就是这个结尾，让我想起那句话，‘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一个国家可以派出这么多警察，为13个无辜平民的死亡真相而战。这些警察身上体现的英雄主义，深深地触动了人心，也赢得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