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腐一直在路上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黄兴国案不是孤例。65年前，也是天津，也是书记，“共和国反腐第一大案”就在这里发生。从刘青山、张子善到黄兴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津门反腐在共和国的反腐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从严治党史上，有重要的节点意义。

    津门旧案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河北保定召开。会上，时任天津专区副专员李克才向与会的800多名代表公开揭露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问题，一时全场哗然。天津专区是1949年至1958年、1961年至1970年间断存在于河北省的专区，辖区环绕直辖市天津市。当时，刘青山已经从天津地委书记任上调往石家庄任市委副书记，而张子善已由天津专区专员调任天津地委书记。也就是说，天津前后两任地委书记出现腐败问题。

    李克才之前多次向上级反映刘、张二人的问题，却一直没有结果。1951年10月，他又向河北省委检举。这一次河北省派出纪检组进行调查。这才有了上述一幕。

    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情况。同日，张子善在保定被捕。刘青山正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在外出访，12月2日回国后，即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捕——这是一栋考究的二层洋楼，刘青山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这里。

    据专案组查证，刘、张二人克扣国家救灾粮，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违法动用水利专款，骗取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等等，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亿余元（旧币）。刘青山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当时就可购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张子善有据可查的挥霍更多，而且他还销毁过两人支取公款的单据三四百张。

    张子善是当年刘青山赴任天津之初向河北省委要的人，一度对刘青山言听计从，恭顺有加。有评论说刘、张二人把天津搞成独立王国，天津大事小情几乎全由他们拍板决定，把党委制变成了家长制。

    12月4日，河北省委决定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两人的处理意见——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当周恩来将报告送交毛泽东并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

    薄一波后来回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达前，一位刘青山、张子善的老领导找到他，说两人错误严重，应该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比较大，请他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听了薄一波的转述，沉思了一会儿，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尔后，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随后，两人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两声枪响，对当时的干部影响很大。

    朱德开启中纪委工作，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

    刘、张二人被捕的时候，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中纪委书记是朱德，他是1949年11月中纪委成立后的首任书记。

    朱德上任后，主持创建了中纪委的办事机构，制定了工作细则，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这一时期是基本纪检制度的确立时期，朱德对各项工作抓得很紧。到1950年底，全国大部分县以上党委都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受理违纪案件。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党员数量从300多万人发展到450万人以上。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还有一些党员在工作过程中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整风学习。

    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他说，“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

    “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

    朱德还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 

    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通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

    中纪委书记写信反映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的问题

    朱德出任中纪委书记期间，经常主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反映意见。1952年1月，朱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一起利用职权、诬陷好人的事件——

    1950年9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有人给毛泽东写匿名信，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不治身亡。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又将信转给卫生局。宋瑛看到了这封信，认为写信人“动机不纯，有意破坏”，并猜测写信的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就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副市长周季方也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他们还嫁祸纪凯夫盗窃第二医院的公款，命令公安局逮捕纪凯夫，对其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此后，两人还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压制打击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党员干部。中南局纪委和武汉市纪委都对此事提出意见，《人民日报》也公开批评宋瑛、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但问题仍没有解决。最终，事情越闹越大，引起了朱德的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11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最终弄清了事实真相。

    这件事让朱德非常气愤。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宋瑛的意见。

    随后，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

    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5年多，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曾担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195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监察组和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部门进行工作”。这些具体规定，为改革开放后实行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陈云出山，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纪检工作的双重领导体制是在陈云任内建立起来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中纪委，已经73岁的陈云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他的助手包括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

    1979年1月上任伊始，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开就是18天。陈云提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上拟定讨论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中纪委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份是全党的文件，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这份《准则》是有关党的建设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文件，主要依据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如，党的各级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每一个党员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等等。将这些准则形成党内法律，是搞好党风的依据。

    陈云在组织拟定和讨论《准则》过程中慎之又慎，凡是重要问题，都亲自把关。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又提出了一个令党内外震撼的命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命题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全党的座右铭，至今广为人知。

    也是在这一年，陈云对纪委的领导体制提出了建议。重建中纪委之初，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发现，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所以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9月，陈云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一般说来，凡是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查组的地方，都应当有专职的纪律检查干部。”在陈云的领导下，仅用5年时间，全国县级以上地区和单位的纪检机构基本建立。1987年底，全党纪检机构总数达9万多个。

    连续处理多起大案要案

    陈云出任中纪委书记后，面临的是改革开放的新环境，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情况越来越突出。1980年1月，中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纪检工作的重心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转移到应对现实中的大案、要案上来。

    1981年底，中纪委经过实地调查，将广东部分地区走私情况写成简报，上报陈云。陈云看后勃然大怒。他的秘书朱佳木回忆道：“他把我叫去，我看他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他指着简报对我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告诉王鹤寿同志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说的时候还拍了桌子。”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他的批语旁加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8个字。

    此后查处的“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就是有关走私的。广东省海丰县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走私活动猖獗的地方，被海关等查缴的走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时任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经常跑去汕尾镇“视察”，把大量缉私物资，如手表、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等据为己有，他的家被戏称为“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尝到甜头后，王仲又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再转手卖出。

    在王仲的纵容和影响下，海丰县一些干部和管理人员乱拿私分缉私物资成风，全县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得名号“远东国际市场”。

    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又派王鹤寿亲赴海丰督察。当时有人认为，王仲是老同志，为党做过一些贡献，应该从轻处理。但陈云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很不利。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当时全国震动，都说这是动真格了。同年9月18日，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也因犯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短短8个月里，一个县的正副书记相继被处决，显示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

    陈云还说，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第一个撞在枪口上的高官是时任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在未弄清香港某皮包公司实力的情况下，就贸然同该公司负责人柯某签订了6亿美元的贷款备忘录。其后，杨义邦又给了柯某北京燕山石化公司顾问的头衔，使柯某能以中国大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杨义邦还指定北京某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柯某的香港公司出售塑料原料，使柯某从中获利75万美元。柯某又一再以低价将这批塑料原料在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地抛售，扰乱我国出口贸易秩序，造成我国外汇收入的损失。

    中纪委在查办杨义邦案件时遇到的阻力不小，陈云不得不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谈话。他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同志交代。他还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

    1982年2月1日，中纪委给予杨义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月，时任中央统战部顾问的刘澜涛致信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认为处理得太轻。陈云看到刘澜涛的信后当即批示：“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我是退无可退，才由纪委作出决定的。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

    陈云的批示推动了对杨义邦的重新处理。经过进一步核实材料，7月22日，中纪委报经中央书记处同意，给予杨义邦留党察看两年和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的各种职务。8月1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他成了改革开放后受到查处的第一个省部级官员。

    其后，在陈云的主持下，又有一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包括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等。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82岁的陈云将中纪委书记的接力棒交给了乔石。此后相继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信访机制、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制度、巡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相继建立，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以严肃查处。

    回顾党在执政后的历史，从严治党、制度反腐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