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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从现实的维度看，黄兴国案是今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后发生的一桩大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反腐学者任建明认为：“天津爆炸案的发生，造成的影响、产生的损失是相当大的。不管黄兴国在此案中是否涉及腐败问题，如果没有天津的主要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很难让社会和舆论信服。黄兴国的落马在《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通过之后，据我推断，是中央抓问责的一个典型。当然，最终还是要看中央对他的腐败问题、责任问题的调查结果以及处理意见。”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进一步分析道：“黄兴国的责任至少有两条，作为‘一把手’，政治责任心不够强，酿成天津爆炸案这样的大祸；用人不严谨，天津大量领导干部涉及腐败，其中还有‘带病提拔’者。在问责一词成为纪检工作的关键词时，这样的‘一把手’，不问责是不可能的。”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今年以来，“问责”早有气候。
按惯例，中纪委的全会一般在元旦过后就开。今年是在1月12日召开了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当时他表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选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连续出现问题，巡视整改不落实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到了6月，王岐山去了一趟辽宁，召开座谈会，专门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他此行不寻常。尽管在担任中纪委书记后，他曾多次到地方调研，也多次召开省级党委、纪委主要领导的座谈会，但这次，他是专程前往一省召开座谈会，并且辽宁“四大班子”领导及省级“两院”负责人全部参加。在可以查阅的公开报道中，这尚属首次。
在辽宁的座谈会上，王岐山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而此前刚刚落马的辽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岷，在中纪委的审查结果中，就是先追究了他的责任问题，再讲他的腐败问题：“经查，王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公开妄议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大吃大喝、顶风违纪，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从利益输送中获得经济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问责，问的是什么责呢？首先是政治责任。”竹立家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岷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一省的人大代表贿选，这是冲击我们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大事，它的破坏力比贪腐、私欲还要大。所以王岐山执掌下的中纪委走到今天这个时刻，既要法纪反腐，还要政治反腐，要用这两个轮子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通过的《问责条例》，“对于执政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过去的问责实践已有十多年时间，但都是零敲碎打，问责效果不是很理想。从今以后可以进入普遍化、实质性的问责阶段。”任建明说。
从“严厉”转向“严密”
能与《问责条例》相比肩的制度，还有《中国共产党廉洁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三个制度，名字上都冠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它们面向的都是全体党员，包括普通党员，也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把这三个制度合在一起看，就像一个拼图，勾勒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面貌。”竹立家说，“近一两年中纪委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过去强调‘反’，反腐败，打老虎，拍苍蝇，现在从‘反’向‘建’转变，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转向规范化、现代化。”
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表述，恰是如此。过去几年，中纪委全会总结的都是上一年的工作，而今年总结的是过去3年的工作。3年，共有106名中央直管干部，也就是通常说的“老虎”落马；3年，共有11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被查处；3年，至少有10名省部级干部、639名厅局级干部、6448名县处级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而受到处理；3年，对各省级行政区、央企、中管金融机构的巡视已经全覆盖……
正因此，出席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回想起3年前，2013年1月23日，王岐山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说，“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3年弹指而过，治标已然为治本赢得了时间，赢来了“扎紧制度笼子”的时机。
“怎么考察一个‘笼子’有没有效？看它编得细不细。”竹立家形象地说。王岐山和中纪委编织的这个“权力笼子”，真正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仅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为例，一名中直机关的中层干部在填写时忍不住感慨：“这种表格以前也有，但是好填，婚姻状况有无变化？有和无，划勾就行。房产情况有无变化？还是有和无，划勾就行。但现在，变化详情、变化时间、变换原因……不花半天都填不清楚，太细了！”
纪委内部的细节也在变化。比如，在内设机构的名称上，以前叫案件室，后来改名纪检监察室；以前叫案件线索，现在统一叫反映问题线索。“名字之变，意味深远，说明党纪和国法的区分越来越清晰，纪委负责的是党纪，并不是党内的公检法机关，也不是专门来办案的。所以今年以来，通报的落马官员大多是‘涉嫌严重违纪’，不再是前两年常见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因为党纪比国法更严，只要违纪，纪委就可以处理了。如此一来，既加快了纪委的工作节奏，又让查处更有效率。”一名省级纪检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一言以概之：“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正从‘严厉’转向‘严密’。”
制度反腐的未来
2014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尽管方案全文没有公布，但已经表明纪检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的决心。
李永忠认为，制度反腐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改革。竹立家也认为，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治权。“什么样的权力体系是老百姓喜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权力体系？有三个标准：廉洁、廉价、有效。领导要廉洁；同时他们不挥霍、浪费公共资源，老百姓消费得起；他们更不能不作为、胡作为。”
16年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受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他死前留下一句“名言”：“党纪、政纪、法纪如同牛栏关猫，进出自由。”李永忠认为，从那以后，如何让党纪、政纪、法纪严密起来，有过不少好的摸索。
12年前，习近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创设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它独立于党支部和村委会，是个很好的模板。据报道，十多年来，后陈村一直保持着‘零上访’状态。习近平对这一做法有过多次指示，后来向全国推广，但有的地方不认真搞，结果本来很成功的立体监督又变成了同体监督。其实这种模板，值得好好研究。”李永忠说。
任建明认为，难点还是在基层。“大吃大喝是少了，各地都有规定，有的是公务接待一律不许用酒，有的是中午不能喝酒。这些都看得到。但是深层的腐败形势还很严峻。比如目前正在进行的地方换届选举，有没有用人腐败？会不会还存在贿选？坊间仍然流行一句话：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基层反腐不能放松。王岐山常讲‘立足本届任期’，我们期待今年的六中全会和明年的十九大，能在反腐手段、反腐机制、监督机制等问题上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王岐山曾向纪检干部们推荐过一部美剧《纸牌屋》，被许多媒体解读为王岐山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然而，《纸牌屋》中的“党鞭”是美国众议院多数党的召集人安德伍德，负责协调本党议员的利益、立场，甚至规划权力的游戏。但“反腐不是《纸牌屋》”，只有从监督、执纪、问责的角度来看待中纪委的职责定位，才能真正理解王岐山眼中“党鞭”的深意——拿着纪律的鞭子，监督党内的执行和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总结的那句话既亲切又恰切：“虽然老王好久不见，但问责可以天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