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低调闲散“慢先锋”

    孙甘露，1959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荣城。作家、媒体人、策展人，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

    在上海的文学圈子里，孙甘露始终是最有海派风韵的——他举止儒雅，温和有礼，弹得一手好钢琴，会唱歌剧，艺术修养不凡。就像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小说一样，虽然被冠以“先锋派”的名号，做着打破小说写作规范的语言实验，但文字却极为干净精致，充满书卷气，保持着平稳沉静的节奏和风格。

    巨鹿路675号，是上海作协所在地，它旁边的玛赫咖啡馆，因为经常有作家学者出入其间，已然成为上海的一道文化地标。《环球人物》记者在上海书展期间见到了他。作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总策展人，孙甘露忙碌地策划着多场对话活动和讲座，在上海图书馆、书展中心、作协、思南公馆等地来回穿梭，神色之间略显疲倦，却依旧从容。 

    坦然地当写作上的懒汉

    1986年，孙甘露在《上海文学》第九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访问梦境》，文章的开头，就是一些打破阅读常规又不知所云的句子：“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我的背影不能告诉你我的目光此刻正神秘地阅读远处的景物。”

    这篇把梦境和现实混为一谈的小说，连同随后出现的《信使之函》（1987）、《请女人猜谜》（1988）等更为极端的实验性作品，使孙甘露与同时期的余华、格非、苏童一起，成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为现代汉语写作开辟了一块别样的园地。

    在这场向传统小说文体规范发起的挑战中，孙甘露无疑走得最远，就像先锋文学批评家陈晓明对他的评价，“那些莫名其妙的祈祷、忏悔、梦呓和胡说八道居然被称之为‘小说’，如果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也就是当代中国小说完成的一次最尖锐的革命。”

    但是，相比其他“先锋派”作家，对孙甘露及其作品的关注和研究，却显得颇为冷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晦涩难懂，让大批文学爱好者和批评家们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其低产和闲散的写作态度，无法跟上加速运转的文学生产线与日新月异的文学潮流。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曾经的“先锋派”群体很快分化，苏童、余华的作品因为被改编为电影而走俏文坛，获得了可观的市场效益，格非转入学院后写作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也在2015年摘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而提起孙甘露的名字，则不免显得有些冷清。

    但他自己并不在意。这种慢腾腾的、我行我素的写作状态，最符合他的个性。为此，他固执地保持着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坦然地当上了写作上的懒汉，甚至索性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比缓慢更缓慢》。在长篇小说《呼吸》（1993）中，他曾借主人公罗克之口，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场长假。“我指的是人生应该始终像度假那样轻松自在，不被某种现实的功利目的纠缠，也不期待建功立业。” 

    事实上，尽管保持着自己的写作方式和生活节奏，但身为上海作协的副主席，这位曾经的低调闲散“慢先锋”，还是要担起推广文学、写作与阅读的责任。现在的他，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在采访过程中也是短信、电话不断。

    最近几年，他不仅负责策划上海书展的“国际文学周”活动，邀请国外作家来中国进行访问演讲；还开办了“思南读书会”，每周六下午2点在思南公馆，邀请文学嘉宾与读者进行交流互动，将阅读活动日常化、常态化；此外，他还出任《萌芽》杂志社社长，筹划这份老牌杂志的改版与运营……

    文学期刊的意义在于梳理和引导

    2013年，作家赵长天逝世，孙甘露接下好友的担子，任《萌芽》杂志社社长。虽然曾在《上海壹周》担任多年的总策划，在与年轻团队的磨合中也认识到他们在待人接物、写作表达和看问题方式上的不同，但面对这份被称为“青年文学阵地”的老牌刊物，孙甘露坦言“挑战很大”。

    1956年，《萌芽》创刊于上海，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1981年，《萌芽》复刊，坚持推出文学新人的办刊方针，成为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之一，被誉为“作家的摇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学杂志腹背受敌，《萌芽》也在不断探索新的经营思路。1995年，赵长天接手主编一职。1997年，通过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帮助《萌芽》再次成功“突围”，不仅创造了月销售50万份的发行奇迹，也推出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文学新人。

    今年是《萌芽》创刊60周年，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第十九个年头。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纸媒的处境变得举步维艰，《萌芽》目前15万本的发行量，也与巅峰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每当此时，孙甘露常怀念起80年代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80年代文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作家、编辑、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紧密互动。年轻作家的出场，既需要期刊编辑的‘慧眼识人’，也需要批评家的跟进和阐释，这样一来，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思潮才能被读者、被社会所了解和接受。”

    今年1月，《萌芽》打出“潮流越来越轻薄，我们越来越丰厚”的口号，以“改版”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生日，除了继续采用年轻作者群体的稿件，还大幅增加成熟作家作品，并配有文学评论家对作家的访谈。

    在孙甘露看来，与其说《萌芽》坚守的是纸媒这种载体，不如说坚守的是文学期刊的价值与意义。“虽然现在是一个全民写作的年代，但是文学杂志还是有一个梳理与引导的功能。虽然‘穿越’‘玄幻’等的流行写作，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形态，但我们仍需要看看那些提供了新鲜与异质声音的‘青春文学’，看看那些对生活的理解和挖掘比较深入、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成熟作品。”

    1988年，批评家李陀写过一篇《昔日顽童今何在》，将“先锋派”作家比喻为破坏文学成规的“顽童”，如今，曾经的“顽童”已然成为文坛长辈，等待、见证着新一代“顽童”对他们的挑战与颠覆。因此，不同于那些知名作家对于文学发展的悲观态度，孙甘露对于70后、80后、90后的创作始终寄予厚望，说起他们的代表作如数家珍。 “什么东西比得了青春！”他感慨道。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面临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内心的生活和梦想。每一代人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来讲述自己的心声。‘萌芽’虽然不是收获的果实，却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我们要做的是提供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流失身上的锋芒和棱角。”

    正如他一直强调的，“如果不是面向未来，就不配称为先锋文学。”

    以职业漫游者的角度观察城市

    孙甘露刚开始写作时，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科班教育，更多地是依靠阅读积累写作的经验。幼年时，有别于上海弄堂的孩子，他是在停满了吉普车、军用卡车和高射炮的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文革”十年正好是孙甘露的学生时代，在这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随着父母四处搬家，辗转住过漕河泾、浦东高桥、吴淞、东长治路、田林新村等八九处地方。 “60年代末，对我来说是孤寂的，短暂居住的‘游荡者’的经历，更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于是我向书籍寻求慰藉。”

    因为外祖父、母亲都是教师，父亲在部队也是文职，所以孙甘露家里一直有很多书。四大名著，雪莱、海涅的诗集，《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丛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文革”时的样板戏，以及苏俄文学都是他孜孜不倦的阅读对象。1977年，孙甘露中学毕业，在邮政技校读了两年后，进入当地邮政局工作。直到1989年进入作协，孙甘露做了10年的邮递员。这期间，他依然保持着阅读的爱好。当时正值“文革”过后的“新时期”，古典文学不断重印，外国文学也纷纷解禁，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的热潮高涨。也正是在这时，孙甘露开始接触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场景。“当时的文学是与一个时代、与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复苏前景联系在一起的。”孙甘露感慨道。

    或许是由于10年邮递员的工作经历，使孙甘露能够以一个职业漫游者的角度观察城市，他对于上海的感情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既在其中游刃有余地生活，又能置身事外地冷静观察，将它视为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

    这种与事物保持一定疏离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他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先锋派”的理解上。在孙甘露看来，对“先锋派”的认识，要拉开距离，放到一个大的时代坐标上来考察。“先锋派”的写作并不是个人的天才创作，也不是对于一种文学潮流的迎合和创造，而是一代人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对于那个年代思想解放的呼应：“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像马原、莫言、叶兆言、格非、苏童、余华、北村、洪峰、残雪，当然也包括我，都是非常不同的，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受到当时译介的西方文学和拉美文学的影响，希望在写作上突破写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对我们来说，文学是想象力的解放，是探索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而写作正是为了寻找更新鲜、更细微、更有深度的表达方式。”

    而当记者问到他近期的写作计划时，孙甘露无可奈何地笑笑，坦言自己还拖欠着一部已经签约的长篇小说。他近10年都没有新的小说问世了，只零零星星发表一些散文、书评和影评。或许对于这位“比缓慢更缓慢”的作家而言，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延宕的过程，只等待在一个不期然的瞬间孕育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