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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1607年—1684年），汉族，山西太原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又有浊翁、观化等别名。
2016年4月30日至6月30日，北京故宫武英殿举办《明末清初五家书画展》，其中展出了傅山多幅难得一见的精品。
书法史上的求变者
傅山最大的艺术成就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上。他广泛涉猎诸家各体，在真、草、篆、隶上都造诣颇深。北京故宫书画部研究员单国强在文章中评价道：傅山书法“书风怪拙而不失平正，率意而不离规矩，劲力中含圆转，疏散中见紧密，面貌独特新颖”。
傅山最著名也是最常被引用的艺术理论是他的“四要四不要”，他在《训子帖》中提出，书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听起来颇有几分政治口号的味道。的确，傅山这种表述是有明确政治指向的。傅山身处明清鼎革之际，作为明朝的遗民坚持效忠明室，因此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书法风格上的好恶。
他年轻时醉心赵孟頫那种圆转流丽的书法，后来意识到赵的节操问题——赵孟頫原本是宋朝宗室，却在宋灭亡后投降元朝，成为“贰臣”，大节有亏。“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徐偃王是西周时期西戎的首领，当楚国入侵时他毫无抵抗，被后世讥讽为“无骨”。可见傅山更多是因为赵孟頫的行径而贬低他的书法美学价值。相反，傅山在书法上极力推崇的颜真卿是在唐代平定叛乱时为国捐躯的，被后世视为忠臣。当代艺术史家白谦慎曾说：“颜真卿的忠臣事迹早已根植于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中，集体记忆中的这一象征资源在适当的政治情势下极容易被再度唤醒并加以利用。”
姑且不论颜真卿书法的端方严整、赵孟頫书法的圆转流丽与他们的人品、节操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傅山提出的“四要四不要”理论作为一个美学观点却是极具普遍意义的。因为书法从唐代到清初都是“帖学”的天下，一代代的书法家都是在“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的精神滋养下成长，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审美追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到了“尚态”，已明显带有贬义，明代很多书法确实给人以“用心经营”的感觉。入清以后，开始强制推行考试、公文所用的“馆阁体”，更使帖学一路走向僵化，加上满族文化的参杂，清初很多文人才情不足，功力不够，书法上沦为靡弱浮媚的“帖学末流”。这种情况下，傅山的艺术理论切中时弊，在书法理论史上被认为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傅山以草书最具特色，尤其是他开创的“连绵草”更是别具一格。这种书体顾名思义用笔连绵婉转，点画盘桓，若干字一笔写成，上下左右缠绕成一体，运笔速度迅疾，自然流畅。他简化了草体的结构，但有些笔画又很密集，视觉上内敛外张、疏密相间。整体风格犹如古树盘根，龙蛇飞舞，极具蓬勃的气势和稚拙的意趣。《明末清初五家书画展》中有一幅傅山草书《李商隐闻歌诗轴》，笔势雄奇、连绵飞动，以宏大气势显示书法家自身的强烈个性。
但傅山存世的草书作品并非都是上乘的艺术品，其中很多应酬之作，因为草书的书写本身就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当场挥毫，在巨幅纸张或绫绢上酣畅淋漓地书写连绵大草，这样的表演极有观赏性。而且草书也容易掩饰书写的草率和缺陷，书写迅疾也缩减了创作的时间。所以傅山传世作品中有不少粗糙的巨大条幅，这些想必都是打发那些他认为低俗的求书者的。
现实世界里的对抗者
傅山虽尊崇庄子，以道家的理念行为处世，但在晚明时期，他对社会现状仍保持着强烈关注，并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崇祯七年（1634年），复社成员袁继咸出任山西提学，傅山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袁继咸修复山西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学院后，300余名来自山西的学子入学，傅山很快就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学子中的领军人物。袁继咸的政敌张孙振被任命为山西巡按御史后，为了打击袁继咸，诬蔑袁接受贿赂，将袁逮捕并押解至北京受审。
得知袁继咸获罪被捕的消息后，傅山变卖家产，会同好友薛宗周率领山西学子赶赴北京，为袁继咸鸣冤叫屈。傅山的请愿行动非常注重策略，一方面，起草疏文，试图通过通政司这个正规渠道将疏文送交朝廷。但由于通政司由张孙振的朋友把持，拒绝帮助转递上疏，傅山和他的好友就不得不变通方法，印制揭帖——相当于现在的传单或小广告之类，之后投给京师的各个衙门。还随身携带，碰到官员就送，以期有人能帮助转递，上达皇帝。顽强而富有策略的斗争终于取得成果，崇祯十年（1637年）1月张孙振被捕，4月袁继咸被判无罪获释。
入清以后，傅山虽然忠于明室，但除了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实际参与的反清复明活动鲜有记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傅山的长兄傅庚去世，傅山作为一个孝子承担起了照顾他年迈母亲的责任。
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清军入关后，傅山出家为道，但10年之后发生的“朱衣道人案”还是牵扯到了傅山。当时，湖广黄州府蕲州生员宋谦因在山西、河南一带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事情败露被捕，供出傅山是知情人，随即傅山在太原府下狱。傅山否认知晓宋谦的活动，并提出宋谦来访时他拒绝见宋，有曾在山西布政司为官的魏一鳌作证。官府传讯魏一鳌，他的证述证实了傅山的供词。后经人营救，傅山出狱。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皇帝让三品以上官员推荐所了解的各地“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目的在于延揽人才。但正如白谦慎所说：“对于那些依然效忠明王朝的人士，特别是那些在成年后才遭逢易代之变的遗民们，是否参与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是一个重大考验。对他们而言，姑且不论考试的结果如何，参与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本身就等于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向新朝妥协的行为。如果坚守遗民立场，除了拒绝，他们别无选择。”
傅山由京官李宗孔和刘沛举荐，最初他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推脱，后来地方政府频繁施压，傅山的朋友、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驴车送行，傅山碍于朋友情面勉强上路。但到达京城时，他拒绝入城，住在北京崇文门外的一座废弃寺庙里；考试时，也称病没有前往。傅山的老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向康熙皇帝报告傅山因年老病重无法参加应试，皇帝不但没追究，还授予了傅山内阁中书的头衔。
已故艺术史学者高居瀚在其著作《山外山》里记述：“在入宫觐见并接受官衔时，傅山再度坚辞不就，而于宫门前倒身不起，并拒绝挪步前行。他俯伏在地的姿势被朝中官员视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叩头方式，因此准许他返回山西。”此间描绘的场景虽颇有几分滑稽，但反映出傅山晚年，依然是以不合作的方式对抗清政府。
等到傅山回到山西老家后，当地官吏都来拜望，当这些官员称他中书舍人时，他拒绝答应，而且一直自称是民。
傅山的主要生活来源，除了书法，另一项是行医，他擅长妇科，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被当时的人称作“医圣”。他存世的书法册页中还有很多是他给病人开的处方。
思想学术的包容者
傅山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史书的重要性极为重视，他编了《两汉书姓名韵》，书中按韵部罗列了《汉书》和《后汉书》中提及的人物，并在每一人名之下附有简短的小传，此书迄今仍旧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他思想上更倾向于老庄哲学，尤其对庄子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傅山一生特立独行，对经典、名士、权贵时有贬损、讽刺之语， 唯独对 《庄子》 大加褒扬。《庄子》 的思想既是他精神的引领，又是心灵安顿之所归。对于老子的著作，傅山也是三日不读便觉得“舌本软”，难以启齿说话，50岁过后还在“细注”，进行认真解读。
傅山博览群书，所提倡的 “经子不分”“经子平等”的思想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 其研究、 批点诸子著作之多，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少见的。他对不同的思想流派也是很有包容性的，好友文玄锡和梁檀都信奉伊斯兰教，傅山在著作中还曾多次表示钦佩。
傅山的一生跨越两个朝代，他的思想活动和人生经历也恰恰是时代变迁、王朝更迭的镜像。尤其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更使他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