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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从家书里读懂父辈

整理出版《谢觉哉家书》,触摸父亲精神轨迹

□ 本刊记者 赵晓兰 《 环球人物 》(

    人物简介: 谢觉哉,1884—1971,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法律法规,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谢飞,1942年生,执导电影《本命年》《香魂女》等。

    著名导演谢飞如今不再忙于拍电影,古稀之年的他开始致力于“读懂父亲”。他的父亲是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谢觉哉,曾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称为“延安五老”。“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为他贺寿的诗句,也是这位老革命家一生的精神写照。

    谢飞出生时,父亲已经58岁了。两人可说是一对十足的“忘年父子”。时光匆匆,当父亲去世40多年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谢飞才有空重拾当年的书信文字,触摸到父亲一路经历的精神轨迹。“了解父辈们的足迹与悲欢,是后辈的责任与敬意。”

    他收集整理了父亲从1919年至1963年间书写的115封书信,新近出版了这本《谢觉哉家书》。珍贵的老照片、隽永的文字、古典雅致的书信手札,散发着浓郁的翰墨书香,让人们回味起那个逝去时代里美好的情感表达,也让读者窥见一个家族的历史与时代的气息。

    把写书信当做生活方式

    “家乡好,屋小入山深,河里水深堪洗脚,门前树大好遮荫,六月冷冰冰……”采访开始,谢飞导演用手机给《环球人物》记者播放了这首《家乡好》。2014年,在父亲谢觉哉诞辰130周年之际,谢飞找来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将父亲1937年在信件里所作的《望江南》改编成了歌曲,这首婉

    转的民歌小调,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情怀。

    谢觉哉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是清朝科举制度的末代秀才,文名颇盛。他15岁时和第一任妻子何敦秀结了婚,育有7个子女。后来离开故乡,长年在外从事革命工作,一度与家乡断绝了音讯。为了让他在生活上有个照应,组织安排他与女红军战士王定国结婚,他们也生育了7个孩子。1942年,谢觉哉58岁,妻子王定国29岁时,谢飞出生。

    《谢觉哉家书》中,收录的书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给老家“何敦秀夫人、儿女及家乡亲人”;第二部分“致王定国夫人及儿女”;第三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给家乡干部及友人写的信件。

    “父亲一生中,把写书信当作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这些书信令谢飞思绪万千。例如有一封,家乡的何夫人快过60岁生日了,孙子来信,问祖父能否回去。谢觉哉回不去,用小楷写下一首祝寿诗,信末还点出了当时的情境:“日本飞机轰炸之下写就。” 谢觉哉在信中回忆起40年前两人结婚时的情景,感慨这些年来的聚少离多。“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你是个不平凡的女子。”时代的氛围、家庭的离散、夫妻的情感、个人的命运,还有中国传统的书法,这些都让谢飞笃信,将这些私人信件结集出版、呈现在世人面前,本身就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这么晚才开始“尽孝”

    1984年谢飞拍电影《湘女潇潇》时,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居湖南宁乡县沙田乡。从后人口中得知,何老太太生前特别珍爱丈夫写的信,一封封特别用心地放在阁楼上,怕虫子咬、怕受潮,有空就拿出来晾晒,然后用牛皮纸一层层地保护起来,所以信件才保存得特别好。

    也是在阅读父亲书信的过程中,谢飞才理解父亲的两段婚姻关系。“时代的巨大变迁让父亲的家庭生活陷入复杂的境遇。旧时代里没有一个明确的《婚姻法》,在新社会‘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同某些人不承认、不理、不见的做法不一样,父亲理智、平和、人性化地处理了两段婚姻关系。”比如他多年来坚持和家里人通信,对每个子女都不忘教育引导,给予帮助。

    除了家人,谢觉哉还联系家乡的基层干部,和他们通信,了解经济、社会情况,提出中肯的意见。“四十离家七十回”,从小乡村里走出了一个大官,乡人纷纷希望寻求庇护。而谢觉哉的书信中强调,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服务员,“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乡里有名的长工)”。

    整理父亲书信的过程中,谢飞阅读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等书,真正触摸到父亲的精神脉搏。“这么晚我才开始‘尽孝’,好在有句话:晚做胜于不做!”

    父亲影响了从艺之路

    谢飞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天安门,新中国如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照耀着谢飞的少年时代。

    家里孩子多,谢觉哉不会干涉孩子们的兴趣和择业方向,但始终强调要有文化,同时也要有本事。“我们家7个兄弟姐妹,还真是没有一个从政的。”谢飞说道。

    谢飞记得有一次和父亲一起看越剧《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时,父亲在一旁抹泪,“把我吓了一跳,《红楼梦》都看了那么多年了,老头还是那么投入。”在他看来,父亲一直有着传统文人情怀。谢飞说自己爱上文艺,父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965年,谢飞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但不久“文革”爆发。直到“文革”结束,以谢飞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才开始艰难垦拓。

    谢飞执导影片不多,但每一部都是精品,散发着古典气息和人文情怀。2000年拍完《益西卓玛》之后,他不再执导电影,致力于扶植和培养青年导演。2012年他监制的小成本影片《万箭穿心》得到了无数好评。如今商业电影繁荣,但他内心始终抛不下对人文电影的追求。“市场火爆起来了,但能够留得下来的、能代表中国一个时代的作品,基本还是没有。”

    受父亲严于律己的影响,谢飞不抽烟、不喝酒,言谈之中有着平和大气的风度,被公认为电影圈的“儒者”。但他也有着犀利的一面,他曾在微博上炮轰电影审查制度,呼吁电影分级制的出台,并称创作自由靠与制度“博弈”得来。

    不论作为儿子,还是电影人,正如谢飞所说,他们那代人受时代、家庭的多重影响,始终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与这个时代、民族同悲欢、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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