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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亲历了延安抗战的折正千老人给记者打来电话：“你们快来看看！一批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轰炸延安的照片，现在首次公开了。铁证如山！”老人激动的声音，似乎穿过70年漫长的光阴，把我们带回硝烟滚滚的延河家园。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于1939年10月15日拍摄的照片显示，当天日军派出71架次飞机，先后4轮疯狂轰炸延安。当天的日本新闻写道：“数处军需品仓库燃起红红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利用山中的窑洞进行掩盖的敌人防空阵地也被我军粉碎。”
轰炸持续了3年。比起百万人口的重庆，轰炸小城延安，日军不为战绩，“只因从一开始，中国力主抗日的声音就是从延安发出的。这种抗日声望，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但无论轰炸，围剿，还是扫荡，日军都没能消灭这最坚定的抗日声音，反而被毛泽东的游击战牢牢牵制在敌后战场。
“名将之花”死于游击战
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汇来概括毛泽东的抗日部署，那就是游击战。早在和斯诺见面时，他已经详细谈到了游击战怎么打。
“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疲于奔命。”“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
沼田德重、饭田泰次郎、吉川资、秋山静太郎、下田宣力……一批日军中将、少将接连死在游击战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之死。
1939年11月，53岁的阿部规秀率领第二独立混成旅来到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村，目的是复仇。几天前，他所辖的1500余人在附近的雁宿崖遇到八路军伏击，损失了一个大队的编制。这让号称“山地战专家”、刚刚晋升为中将的阿部规秀觉得很没面子。他决意亲自上阵复仇。在高山峡谷之间，阿部规秀与埋伏的八路军遭遇，展开激战后，退入山包上一座农家小院。就在小院主人一家18口胆战心惊之际，晋察冀军区第一团18岁的炮手李二喜站在对面山头，看到有许多日本军官出入，便奉命连发两炮，击中小院中心。阿部规秀和随从们一命呜呼，而农家18口人全部活了下来。
游击队并不知道，他们创下了抗战史上辉煌的纪录。直到日本媒体扼腕哀叹“最年轻、晋升最快的将军”“名将之花凋零在太行山上”，毛泽东才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阿部规秀的死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后来蒋介石也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有部分国民党将领渡过黄河到河南，蒋“严令二战区长官不准退出境外，各部队均需练习打游击战”。后来，在重新改订各战区战斗序列时，他划出了冀察、苏鲁两个游击战区。
毕远佞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和南岳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请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人去上课。当时延安好多人担心，猫怎么能把上树教给老虎呢？毛泽东说，不要怕，只管讲，他打不了。为什么？游击战必须依托良好的群众关系，没有群众支持，游击战打不起来。你再教，他蒋介石也学不来。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将领学是学了，但回到各自的战区后，没人能施展出来。”
“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
多田骏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三任司令。他率20万人的军队驻扎在华北沦陷区，主要任务就是和八路军作战。在日军对延安空袭正酣时，多田骏提出一项“囚笼政策”，要让华北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基干，编制出一张密集的交通网，把华北军民困死在网格般的“囚笼”里。
对此，身处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打算打一场“交通破袭战”，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同意。1940年8月，八路军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攻击。聂荣臻回忆，后来“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
毕远佞说：“当时鼓励群众一起割铁轨，运到山里。因为我们没有钢，兵工厂主要用的就是铁轨，融化了以后造枪械。送一根铁轨到山里，就给一点奖励，既有动员，也有利益，群众很有干劲。所以一开战，日本人就觉得跟以前打国军完全不一样，怎么八路军一夜之间到处开花？该支援哪里？没法支援了。就这样，我们一下把日军在华北整个指挥体系和交通体系打瘫痪了。”
这正如毛泽东所言，“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这种反攻让习惯了跟国军打城市会战的日军摸不着头脑。此后，百团大战发展到攻坚战，对敌占据点进行反攻，比较著名的有涞灵战役、榆辽战役。在3个半月里，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人，拔除日据点2900多个。
延安举行了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参加了。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次战役的胜利也在国民党军中引起震动。卫立煌说：“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敌人“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
多田骏的“囚笼”破产了，东京方面气急败坏，1941年派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军令状”是“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于是，残酷的“三光”政策和“扫荡”开始了。八路军总兵力锐减了10万人，根据地人口从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
毛泽东开始反思，不再把战斗宣传成“百团大战”，那样“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自此，游击战变得更加低调、隐蔽了。军队化整为零，融入当地百姓之中，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悄无声息中形成。
“冈村宁次一来，很快在华北抽集主力部队，对八路军进行围剿，我们的根据地像被敌人用篦子篦了一遍。这种持续、高强度、立体的围剿，把原来大块的根据地全部碎片化了，变为游击区。”王涛说。
这是敌后战场在军事上最困难的一年。直到年底，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毛泽东做出判断：日军“扫荡”势头将逐渐减弱；日美战争，最初对日有利，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了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
“战局确如毛泽东所言，1941年以后好转，我们对敌人的消耗每天都有，真是积小胜为大胜。”王涛说，“在敌我必争的地方，如果争不过人家，我们就围，切断敌人补给。援军来了，我们就退；援军走了，我们再回来。沁源围困战就是我们一点点把敌人逼走的。”
沁源县位于山西东南太岳山区，是百团大战后日军报复性“扫荡”的重灾区。1942年10月，日寇侵入沁源城，竖起“山区剿共实验区”的牌子，试图建立“治安区”。沁源军民针锋相对，对日军开展了围困战。他们先是“空室清野”，把水井填死、碾磨炸毁、粮食运走。接着又是“抢粮运动”，乘夜摸进日军据点，把粮食运出来。一夜之间，有万余军民出动。后来又发展到“劫敌运动”，不仅夺回日军抢走的羊、牛和其他财物，连日军的军用物资、衣服靴子也“劫”。他们还在日军补给线上到处埋地雷，给日军造成大量伤亡和补给困难。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斗方法让日军晕头转向。
沁源这一围就是883天，打了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日军狼狈逃走。毛泽东评价道：“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沁源围困战只是众多游击战中的一例。一个日本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进攻豫湘桂，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结果是国军的“豫湘桂大溃败”，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相继陷落，在8个月内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当正面战场失守一个一个大城市时，敌后战场却在收复一个一个县城——1944年，晋察冀解放区军民收复村庄9900多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晋绥解放区军民收复村庄3100多个；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8座；华中解放区军民收复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毛泽东算了一笔账：“全部在华日军36个师团（陆军）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
“只要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日本兵，不管中国其他团体的决定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抵抗。”罗斯福的副卫队长卡尔逊如此判断。
对蒋介石“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
在1941年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延安不仅面临敌军的围剿，还面临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蒋介石和“友军”三心二意，动辄背弃统一战线。当年毛泽东曾把蒋介石比作一头小毛驴，如今，这小毛驴真的踢人了。
从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只打有限战，蒋介石的压力一松，反共的倾向立即滋长。他“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胡宗南率40万大军守在西安，名为抗日，实则防共，1939年出兵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在当初日军进犯山西时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希望八路军一起作战，八路军打了平型关大捷，他大大松了一口气，马上调转枪口，对山西的八路军发起进攻。卫立煌是国民党中真正善于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在忻口战役中与八路军配合紧密，一度到访延安，并拨付100万发子弹、25万颗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给八路军。蒋介石得知后，叫来军统特务，给卫立煌找了个私交八路军的罪名，让他撤职赋闲。
凡此种种，毛泽东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到了1941年，情势陡变，毛泽东忍不下去了。这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附近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8万多重兵包围攻击。1月13日，新四军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结果，新四军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1月17日，国名党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已至此，蒋介石方面传来的消息还说是“误会”，欺骗让毛泽东更加震怒。毛泽东同军委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向各根据地高级将领发出急电：“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美英苏三大国也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陷入孤立的蒋介石立即通过苏联和民主党派传话。1月20日，共产国际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称蒋介石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毛泽东为了继续维持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决定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几天后，前线战局骤变，日军发动了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抗日压力再度增加。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全民族抗战中最重要的是国共合作抗战。统一战线、合作抗战，都是共产党提出的、推行的、维护的。‘皖南事变’后，如果我们在军事上真打，就是内战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毛泽东这时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批判蒋介石来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高尚斌说。
时隔两年，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很是高兴，又打算下手了。他电告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胡宗南还拟定了作战计划，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毛泽东知道“他们布置很久了”，就写了一篇社论《质问国民党》，掀起舆论抗议的高潮。美苏也再次警告蒋介石，不要在抗日时发动内战。1943年9月，国民党表示停止进攻边区。但实际上，胡宗南的大军压境从未改变，两个月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还暗自困惑，“为什么蒋把数以万计的精兵留在共产中国的边界？”
面对生存困难，“自己动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我们摘掉了红五星军帽，换上了蒋介石的青天白日军帽，那蒋介石就得发军饷。他给毛泽东每个月发5块钱。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个月有上千块大洋。这些钱我们拿来后都要重新分配。”毕远佞说。但领军饷的日子只有3年多。“蒋介石在1940年底就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皖南事变’后，又停发了新四军的军饷。他对陕甘宁边区开始严格封锁，一针一线都不许运进去。”高尚斌说，这导致1941年经济上的困难与军事上的困难叠加到一起，敌后战场十分艰难。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一个科长代替县长来开会，不幸遭雷击身亡。巧合的是，还有一头驴也被雷劈死了。有个妇女就骂：“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马上被抓了起来。毛泽东知道后，让把人立刻放了，并且了解情况，得知是因为公粮交得太多了，百姓有怨气。“头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征粮9万担，这一年太困难，需要征粮20万担，翻了一倍还多。”毕远佞说，“毛泽东一看，这不行，必须减征公粮。那没吃没穿怎么打日本人？只能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说过：“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1941年3月，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第二年他们的经费自给率就达到90%。“他们后来吃的比毛泽东都好。毛泽东去南泥湾视察的时候，吃完午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工作人员想烧鸡是稀罕物，赶紧用报纸包了，塞进毛泽东的口袋里。”毕远佞说。
大生产运动成果显著。折正千说：“延安老百姓原本是三年打的粮食才够吃一年，后来大生产了，一年打的粮食就够一年吃。我们小娃娃也要生产。老师从毛纺厂把羊毛领回来，我们捻成线，交回去，还给报酬。”毛泽东在1942年底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度过了困难。”
生产自救为敌后战场的抗日奠定了生存的基础。据王涛的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缴纳的救国公粮和其他负担折算下来远远超过100多万石。“为什么敌后战场的老百姓能调动起来，而蒋介石在正面战场调动不了全民抗战？因为边区百姓的生活改善了，而国统区的生活更苦了，地租照交，抗战期间还要多征税，生存尚且无门，老百姓拿什么去抗日？”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说。
毛泽东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徐焰说：“抗战中流砥柱的作用看三个角度。从政治角度看，共产党是全国最早抗日的，1932年就已经对日本宣战，而且抗战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国民政府则是一边打一边谈判。从军事角度看，抗战初期，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比较弱。但日军1938年占领武汉以后，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抗战根据地，大大拖住了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的步伐，一直到1944年日军都只能对国军发起规模有限的战役，敌后战场成了日军最伤脑筋的主战场。从发动群众的角度看，共产党实行土改，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国民党在抗战中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社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