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众望所归

    “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像国民党一直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还是像斯诺描写的那样是个质朴纯真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希望解开这个谜。这个愿望伴随着正面战场越来越令人失望，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越来越大，在1944年达到高潮。”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赵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这是对蒋介石多年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敌后根据地的一次突破。记者团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新开的窑洞里，环境简陋但整洁。如今，这些窑洞已难觅踪影。《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里时，在两三人宽的小路上拐了几道弯，上到半山腰，终于找到正在翻新重建的交际处旧址，当年的窑洞已由一排平房代替。

    给外国记者垫桌脚

    在延安，充满新鲜感的记者们连珠炮般地向毛泽东提出各种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为3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第二战场。记者团抵达延安时，适逢诺曼底登陆成功，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第二战场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他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即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认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就是缺乏民主。“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毛泽东的侃侃而谈令中外记者印象深刻。《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笔记中写道:“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很简朴。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不带警卫。当和我们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记者团在延安待了一个多月，交际处还组织他们参观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英雄、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他们看到了延安与重庆的截然不同，就连一直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的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汗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

    有一次，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园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弯腰把它垫在一只桌脚下。这次谈话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斯坦因“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记述了这次长谈：“（毛泽东的）窑洞被粉刷过，陈设非常简单，向外可以看到一个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靠在一个嘎吱作响的旧弹簧沙发上，把记事本放在面前的一个轻微摇动的小桌子上，记录下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他对延安的描述颇具感情色彩：“延安看起来纯朴、安静，太阳投射在这片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汇合处的山岩上，高大金黄……”

    此行结束后，爱泼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福尔曼出版了《北行漫记》；《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重庆连续发表报道，受到国统区读者的欢迎，集为《延安一月》出版。赵红说，当时的记者团被称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们的报道把毛泽东、延安以及敌后区的真实面貌介绍给世界，这是继《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毛泽东及敌后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与罗斯福互赠礼物

    延安东北部有一条“双拥大道”，折正千就住在大道东侧的一个小区。他说，这条宽阔的大路被延安人叫作“百米大道”。百米指的是宽度，上世纪40年代，这是延安机场的跑道。他还记得，1944年7月22日，一架从重庆飞来的美军运输机降落在这条跑道上，机上走下来9名年轻的美国军官，他们就是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8月7日，第二批9名成员也抵达延安。

    “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美国外交官员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表示不满，想直接尝试与中共建立联系。”延安干部学院退休教授刘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美军曾经计划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与中国军民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这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对此表示欢迎，甚至愿意配合美军作战。在抗战期间，他一直视美国人为朋友。”

    “观察组成员原来住在交际处，第二批成员来了之后，那里就住不下了。后来在今天延安中学的位置给他们新建了8孔窑洞，对面就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离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也很近，以便双方交流。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重视程度。”折正千说。当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修改了标题，在“欢迎美军观察组”后加上“的战友们”几个字。

    “观察组曾访问延安宝塔山下一所特殊的学校——教育日本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他们带来一些太平洋战场的照片，照片上被美军俘获、躺在担架上的日本兵十分瘦弱。当美国军官看到延安的日本俘虏很健康，十分惊奇。当然，他们对另一件事感到更惊奇：共产党是怎样改造这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熏陶的日本兵的？”赵红说，“毛泽东讲，很多日本兵也是工农出身，是受蛊惑者，不明真相，所以学校取名叫日本工农学校。刚开始，许多日本俘虏不服从教化，还跑上宝塔山朝日本方向祈祷。但通过共产党人的现身说法，让他们认识这场战争的错误性，逐渐把他们的思想转化过来了。日本军部听说延安有这样一所学校很恼火，派特工来暗杀校长、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结果，这些特工也被感化了。美军观察组还看了日本俘虏表演的节目《收割的秋天》，讲的是日本农民一年四季劳作，稻谷丰收后，粮食全被政府征走供给侵略部队，自己颗粒未得，痛不欲生。这个节目令美军观察组十分折服。”

    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有过多次单独对话，还曾彻夜长谈。谢伟思先后向美军总部发回50多封备忘录和电报。他写道：“人们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普遍使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其实都十分平易近人，我们完全不需要对他们低声下气。”“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束缚或压迫……没有失败主义……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和人民彻底团结。”谢伟思认为延安的政治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苏联味”。他向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建议，美国应着手计划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设备。

    谢伟思的报告在美国颇具影响力。为感谢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给予的支持，罗斯福向中共赠送了一张机密的航线图。毛泽东则委托包瑞德回赠一张《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告知美军飞行员万一被击落可以到哪里寻求解放区军民的庇护。

    “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美军观察组，他们之所以认可延安与毛泽东，是因为这一切与重庆的为富不仁、虚伪浮夸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认可。”赵红说。

    “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3个多月后，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也来到延安。他带来了《为着协定的基础》，这份文件是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共有5项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军官和士兵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拒绝了赫尔利：“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

    “赫尔利到延安时还是很高兴的。他认为毛泽东的提法是正确的，也同意他的修改意见。对于赫尔利来说，如果国共双方顺利地谈判下去，罗斯福交给他的任务很容易完成，他就可以回去邀功了。”刘煜说。11月10日，两人愉快地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文件还留有空白处，给蒋介石签字。

    不过，蒋介石没签。转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又反过来支持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赫尔利就是一根墙头草！”刘煜说。他后来还对美军观察组成员加以诬陷，令毛泽东十分气愤：“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1945年底，赫尔利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辞职。

    民主党派的选择

    1945年，胜利指日可待，中国面临走哪条路的问题。基于此，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人于7月1日飞赴延安。

    当时，被长期推迟的中共七大刚刚闭幕不久。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国民党六大也在进行，议题却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抵制联合政府，准备内战。两党对同一问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名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黄炎培看到了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

    毛、黄二人最著名的谈话是那次“窑中对”。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返回重庆后写了一本《延安归来》，初版2万册几天内售罄。

    赢得真诚抗日和真诚反内战的声誉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1945年8月9日，在获知苏联对日宣战后，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时间到来了！1945年8月10日晚，当延安清凉山新华社的报务员像往常一样接收电讯时，忽然抄到了英国路透社的好几个FLASH（特急）信号，在场的副社长吴文涛和大家一起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特急消息的出现。稍后，一行标题《日本侵略军投降了》跃然纸上。紧接着出现的电文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转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新华社的窑洞顿时一片狂喜，大家回过神后，才想到要马上报告毛泽东。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夜幕下的延安。人人奔出窑洞、扎起火把、敲锣打鼓汇集到大街小巷。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写道：“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诗人萧三在《延安狂欢夜》中写道：“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你给他们钱——无论如何不要。”

    8月15日晚，延安军民举行火炬游行，彭德怀等赶到现场，接过大家递上的一碗酒，双手托碗，将酒洒在黄土地上，祭奠牺牲在敌后战场的英灵。八年抗战，敌后战场付出61万余军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52万余日军——当年，日本与国民政府对日军在华阵亡人数各执一词，但这个数字，在战后70年来得到两方交叉印证。据日本解密档案和厚生省统计，在华伤亡日军应为133万到140万人（陆军、空军等侵华军力历年伤亡累计）；根据蒋纬国的审慎计算，正面战场杀伤的日军应为85万余人。二者差额与敌后战场消灭的52万日军基本吻合。

    但和平没有到来。“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方式上，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共产党和国民党争着要接受敌人的投降；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支，就是掌握未来。充满愤怒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美国学者特里尔写道。8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3次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一向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拒绝了。“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但美苏都支持蒋介石全权受降。蒋介石让何应钦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了一个荒唐的命令：在国军到达之前，日军可以继续拿起枪打共军。面对越来越紧迫的形势，毛泽东仍坚持“不打内战第一枪，但作好打第二枪的充分准备”。其结果，和西安事变一样，蒋介石当时赢得了个人自由，现在赢得了受降的荣耀，但毛泽东赢得了真诚抗日和真诚反内战的声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中原打响了内战第一枪。1947年3月，毛泽东放弃居住了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蒋介石得意洋洋地飞到延安，就像一个到对方老巢踢翻锅碗瓢盆的警察。他预言只要再有3个月就能消灭毛的军队。3个月后，他自己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吃掉，而他只能对着一座座空城大声地下着命令。”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西方久负盛名，他不仅分析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个众所周知的决定胜负因素，还大量对比了八年抗战期间毛、蒋的气质——“蒋介石对着损失了一半部队的将军大喊大叫，毛泽东在仔细思考，面孔像佛祖一样安详。蒋介石跳进跳出他的飞机，毛泽东则步行穿过村庄。”“一个看上去像威严的普鲁士人，另一个像波西米亚的流浪者。蒋的上衣经过精心熨烫，挂满了勋章，毛的衣服皱皱巴巴，就像从几百件衣服堆里捡来的”。

    正如赵红所说：“1944年，那些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众望所归，取得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