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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前往延安，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先入陕，从西安北上，坐动车两小时即达；另一条取道山西，跨过黄河，向西进入黄土高原。
1938年春，日军决定进攻延安，也想到这两条路。首选当然是侵入西安，北上可进攻中共所在地延安，南下可直逼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但胡宗南的大军在西安严防死守。日军只能派出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从山西渡河，结果渡河到一半，突然遇到八路军警备第六团猛烈的火力。日军想退回岸上，警备第六团已分兵袭击其后岸。在正面战场一路占领大城市的日军，对延安的首次进攻宣告失败。据统计，日军共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河防23次，均败。延安与边区的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
此时，毛泽东正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疾书《论持久战》。
“现在立即对日作战吗？”“对！”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在1937年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早晨，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来得很早，以至于她没有时间决定是补一下口红，还是把口红完全擦掉。结果，她既没有补，也没有擦。“毛泽东在那座古老的砖地小院里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访问。他举止随意，态度冷静，谦虚好问。”毛泽东从方桌前把椅子拉到一边，脱掉软绵绵的红军帽，一束又黑又粗的头发落到了耳际，他交叉着的双手“异常健美、强悍，有贵族气质，显示出真正的力量”。
海伦给了毛泽东一份见面礼。“是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年前给戴着红五角星帽子的毛主席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广为传播，影响很大。”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创始人安危说，“毛主席看到照片觉得很惊喜，说他没想到自己会是这个样子。”
斯诺拍这张照片时，毛泽东刚刚从瓦窑堡搬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那时延安还被张学良的东北军占着。在那次见面中，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这些内容后来成为《西行漫记》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深深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无论罗斯福这样的美国高层，还是普通美国学者，都对《西行漫记》中举止洒脱、头脑聪明、满怀理想的毛泽东印象深刻。”安危说。
斯诺离开两个多月后，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他镜头下的这位统帅做出了抗战中第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杀蒋’‘囚蒋’。别人的思想还没转过弯来，毛泽东经过一个晚上思考，开始亲自去做工作，说我们不能‘杀蒋’，我们要‘逼蒋’抗日。”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苏雅琳说。
毛泽东把蒋介石比作一头小毛驴，陕北的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就像毛驴上山一样，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就得向老百姓学习，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但是，小毛驴也有缺点，很倔犟，有时不听话，还会抬起腿踢人，我们要提防着这一面。
毛泽东提出“放蒋”的条件只有一个：停止内战，立即抗日。蒋介石答应后，张学良随蒋离去，东北军把延安古城移交给共产党。当海伦来到延安时，她对毛泽东这种敢于妥协和决断的气魄极其难忘。“他的见解带有一种王室和教皇声明的气魄，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
“在延安，海伦和毛主席坐下来长谈有好几次。起初，毛泽东对她说，你所问的问题，也是国内外共同关心的问题。请你把能想到的不明白的问题都写下来，我给你回答，然后我们俩合出一个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安危说。但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毛泽东忙碌起来，只能把跟海伦谈话的任务交给别人。直到1937年8月13日再次见面时，毛泽东把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海伦：“这就是我们的抗日纲领。这十大纲领已送往南京，要求中央政府接受。”“共产党现在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吗？”“对，共产党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毛泽东两眼闪光：“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拍案而起，愤怒地重复着最后一句话：“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海伦在延安待了4个月，和所有人一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地上栖居着各种昆虫。每晚我都把鞋子放在高处，早上再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白布。老鼠在木椽上彻夜奔跑，每跑一趟，就是一阵黄色的尘雨。我的床下放置着一个鼠夹，打住老鼠时，我就尖叫起来，把全院子的人吵醒。”每天吃的都是小米、馒头，没有菜，她饿得没办法，买了一只鸡来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吃完就拉肚子，得了痢疾，最后瘦得不到90斤。
但海伦敏感地觉察到，延安的贫瘠中孕育着抗日终将胜利的希望。她看到，这里的战士们，“没有酒，甚至没有茶，喝的是白开水。他们都是义务兵，没有薪水，都想尽量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为革命立功。他们参加小组竞赛和评定，对生活的每一分钟无不喜欢。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她觉得延安有一种像美国童子军营地般的气氛。
“抗大让人看到一种新社会的希望”
海伦到达延安那天坐的是卡车，与她同车的还有13名去抗大的学生。他们唱着《巴迪尼进行曲》，和车上的行李颠簸了一路。一到延安，学生们就去抗大参加入学考试。海伦看到：“东北来的大约有100名，白区来的有400名，女学员41名。大多是中学生，大学生只占20%。他们很多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点儿罗曼蒂克。”
在抗大，这群小资青年经受了抗日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毛泽东在抗大二期的开学典礼上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怎么磨？据抗大原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学生们脱下皮鞋换草鞋，自己挖窑洞铺干草就是宿舍，早上打绑腿出操，白天听课，晚上点名。“抗大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它的总方针是‘教育为抗战服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抗日’是学校的宗旨。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直接上了前线，跟日本人作战。”苏雅琳说。
学生们挖的窑洞就在凤凰山上，跟山脚下毛泽东住的吴家院很近，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会碰到毛泽东。“毛泽东讲课非常受欢迎，学生们喜欢找他题词，无论在书上、本子上、照片上，递给他，他都题，写得都是努力奋斗、抗日到底这样的话。”苏雅琳说，“毛泽东对培养青年成为抗日的主力，是非常重视的。那时候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教室、教材、经费都没有，但毛泽东决定办学，真是看得远、决心大。抗大总校在延安办了5期，后来中央决定在敌后就地培养抗日干部，除总校又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设中学，前后培养了10多万抗日人才。”
这其中，1938年的抗大第四期是最红火的。这一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繁华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落入日寇之手，再加上前几年丢失的东北、华北和大半个西北，未被日军夺去的只有西南高原和中原腹地。而当时为保临时首都武汉和中原腹地，付出的代价是——1938年6月，蒋介石同意下令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古堤，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国民政府的官方统计至少有80万人被淹死。尽管黄泛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日军向西进攻，郑州直到1944年才沦陷，但蒋介石“对人命牺牲的了无同情”令美国学者陶涵大为震惊，“蒋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黄河改道、十室九空的惨状导致知识精英对蒋介石失望。“剥了皮肉还有心，打断骨头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青年中流行这样的民谣。去延安，成了潮流和“时尚”。
“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抗大第四期，国统区许多著名的文艺人士都来上课，那一期学员有5562人，其中爱国青年的人数占到5/6。”苏雅琳说，“抗大有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完全是温暖大家庭的感觉，让人看到一种新社会的希望。这是抗大最吸引知识精英的地方。”
到1943年，已有4万知识分子拥入延安地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唱着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论持久战》指导中国抗战
1938年1月，学者梁漱溟到延安拜访毛泽东。在此之前，他曾3次与国民党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讨论抗战问题，但对抗战仍无信心。到延安去时，他“心里很悲观”。和毛泽东畅谈后，梁漱溟对抗战形势的认识转为乐观。“毛完全不悲观，他告诉我，日本人不要高兴太早。日本人想吞并中国，是不自量，是妄想。”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很多内容，就是《论持久战》的观点，当时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
“ 《论持久战》能发表，陈云起了关键性作用。”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涛说，“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去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一连讲了好几天，内容就是《论持久战》。陈云当时在底下听，觉得讲得很透彻，便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给干部讲讲。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讲稿整理出来。”
根据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记载，毛泽东在窑洞里整理了整整9天，手写麻了就紧握一块石头放松下手指继续写，《论持久战》终于正式问世，在党内发行。后来又印成书，公开发表。“一些老同志回忆，第一次印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做了一个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王涛说。
在被“亡国论”和“速胜论”控制的中国舆论场，《论持久战》横空出世，极其振奋人心。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持“抗日三日即亡国”的论调，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毕远佞说：“八路军1937年往平型关进发时，看到国民党军队哗啦哗啦往下败，有的甚至连日本人的面都没见到就跑了，一路上还散布说‘打不过啊’。”后来台儿庄大捷，蒋介石又有了速胜的想法，把精兵猛将全调到台儿庄附近的徐州，但徐州很快陷落。
“1937年，中国的抗战热情还相当高涨。1938年后，抗战的士气就往下走了。”王涛说，“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抗战十个月（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性急朋友们的速胜论了’。”
“毛泽东很清醒，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灰心丧气。”毕远佞说：“他分析，目前日本的工业水平、军队战斗素质等方面都占上风，但首先你是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其次你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尽管我们国力弱，但有底子跟你相持，而小国拖不起。近代以来，列强侵略我们都是速胜。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绝对不能让你速胜。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一相持就可以把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最后实现战略反攻。后来的战事，确实是按照他预计的这几个阶段发展的。”
毛泽东持久战的观点，早就通过穿梭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周恩来等渠道，介绍给了国民党“小诸葛”白崇禧等人。白崇禧等人很是认同。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要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蒋介石采纳，由白崇禧按照这一作战思路参与指挥武汉会战。蒋介石眼见武汉会战比淞沪会战等打得积极，也逐渐从阵地战转向运动战，作战方式灵活起来。
《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给宋庆龄送去一本，宋庆龄找人将其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发行，影响很大。美国学者特里尔认为，从1938年开始，“《论持久战》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共产国际传话，“应该支持毛泽东”
对现年82岁的延安政协离休干部折正千来说，1938年11月20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那天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当时我正在吃早饭，突然被二姐抱起往外跑，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刚跑到城门口就听见嗡嗡的飞机声，飞机到了城区上空就不断‘下’炸弹，城里发出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到了下午，人们才陆续返回，好多房屋都塌了。我家的南院被扔了两枚炸弹，家具、杂物都被埋了，我妈妈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哭起来。我的一个表姐在那天被炸身亡。”
日军之所以轰炸延安，是因为军部得到情报，“中共正在延安开一个重要会议，各地的中共领导都参加”。但显然他们的情报有误，会议在半个月前就结束了，那就是六届六中全会。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六届六中全会前，他有一段“孤立”时期。陕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永介绍：“先是夫人贺子珍和他闹矛盾，去苏联了。接着，王明回来了。”那时的王明是带着光环的。“他被共产国际派回来，就像钦差大臣一样，对毛泽东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手画脚，要求放弃中共的独立性，一切听蒋的。”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了。井冈山时期，他碰到这种事就发脾气骂人，要撂挑子不干，借口养病去休息。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非常沉着冷静了。他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介绍了抗日的情况。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及时传了过来：应该支持毛泽东，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所以，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吴永说。
在感情上，毛泽东也摆脱了“孤立”状态。这时他和江青陷入热恋。在吴家院，毛泽东请了一桌简单的饭，就算和江青结婚了。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那天，吴家院所在的凤凰山就是空袭的重点区域之一，毛泽东借住过的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阵亡。毛泽东在隆隆轰炸声中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中央决定连夜转移到杨家岭去。果不其然，第二天天刚亮，日军再次空袭延安。
这次轰炸后，日军兵分三路，携带火炮，并派飞机向黄河岸边的八路军投掷毒气弹，陆空协同，第三次强渡黄河，进攻延安，但遭到八路军顽强抵抗，只好撤退。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于1939年6月、1939年11月和1940年6月先后三次调集兵力，发起大规模渡河进攻，均被击退。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实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构想，在防御中进攻，在内线作战中有外线作战——东渡黄河，主动出击，破坏日军的运输线和补给线，迫使日军最后放弃了从黄河进攻延安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