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权力之巅

    从黄山的云岫楼到国民政府旧址，如今需要约两个小时的公交时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这里就是昔日的国民政府。八年抗战中，它是临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是陪都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大片国土沦丧后，中央政权依旧在战火中矗立的象征。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逝世。10月10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蒋介石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于一身，加上“盟军统帅”的称号和跻身四大国元首之列的荣耀，一时风光无二，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巅。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在重庆见到蒋介石时，觉得他“更瘦、更疲惫，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他身上没有“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

    “得意之作”

    武汉会战和迁都重庆，意味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相持，意味着艰苦卓绝，意味着漫长艰辛。蒋介石组织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这是正面战场发动的一次战略性进攻，以中方的惨重伤亡换来日军的惨重损失。“冬季攻势”失利后，日军反扑，枣宜会战等爆发，张自忠便阵亡于此。

    一切努力，一切牺牲，都换不来速胜。相持到1942年，在抗战的第五个年头，蒋介石的正面战场终于有了激动人心的胜仗——第三次长沙会战。

    主持长沙作战的是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粤系军阀。但他又确实是国民党军队里少见的将才。蒋介石既认可他的军事才华，又怀疑他是否忠心耿耿。鉴于此，蒋介石决定亲临南岳，并给薛岳拍了一份电报：“我第二线兵团可稍向后退配备，占领有利地势，主动把握战机，容敌先攻长沙，我则乘敌进攻受挫之机，从多方面打击敌人。”薛岳召集各兵团、各军指挥官在长沙举行防务会议，制定“天炉战法”——在诱攻和伏攻地区配备兵力，从四面八方遥相呼应，形成天然巨炉之势，以待机围歼敌人。

    1942年元旦前后，日军察觉到中国军队的意图，于是投入主力，想以最快速度拿下长沙城。但长沙守军顽强坚守。1月4日，前来包围日军的中国援军在城南吹响了冲锋号，敌人听到背后雄壮的号音，如闻霹雳，纷纷逃窜，最后大多数日军落入浏阳河与捞刀河河谷、影珠山下，这无异于“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取得歼敌5.6万的胜利。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福尔曼就在长沙的外围战场上，他写成了《湘北战场视察》等重要新闻稿，发回美国后，引起巨大轰动。中外媒体争相报道此次会战，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宣告成立只有数天，这是盟军的第一个胜利。美国随即宣布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自淞沪会战以来，蒋介石渐渐明白单纯的城市阵地战于事无补，但仍然要坚持正面会战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唯有如此才能让国际社会同情中国，如今总算实现了。他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盟军统帅”

    长沙大捷前一个月，蒋介石还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在中国独自对日作战4年半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战争。

    “那天大约凌晨4点钟，蒋介石接到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告诉他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对美国宣战了。蒋介石非常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钱峰说。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代表聚会华盛顿，发表了对德意日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重庆，请蒋介石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在名义上拥有对这一区域内盟国所有军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闻讯兴奋异常。他从未料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夜之间成了“盟军统帅”（中国战区）。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作为回报，他请罗斯福派一名亲信来华出任战区参谋长。

    1942年3月，个头中等，头发金黄的美军陆军中将史迪威抵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开启了他与蒋介石的“合作”。在史迪威心中，自己是来监督蒋介石而非辅佐蒋介石的。“两人一见面，彼此的印象都不好。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没有作战经验，而史迪威在日记里评价蒋介石是‘固执的家伙’，后来一直称蒋‘花生米’，很少尊重蒋介石。”杨天石说。

    此时，日本对缅甸志在必得。占领缅甸，便能切断滇缅公路，困死中国，迫使重庆投降；同时可以西进印度、中亚与希特勒会师。这种形势下，中美英在缅甸联合打击日军，就迫在眉睫。经过史迪威的反复劝说，蒋介石终于决定增派部队开赴缅甸。

    蒋介石派出的是自己的精锐——8万名德式训练的部队，而且交给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十分惊讶：“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兵力交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老外，着实不容易。”但后果让蒋介石焦头烂额。“重庆政府和蒋介石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与美国和史迪威在缅甸的战略利益是不一致的。蒋介石制定的防守战略，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被史迪威嫌弃‘太过保守’，因而未被执行。史迪威在入缅作战后屡屡越权，蒋介石又在重庆重重干预，两人互不买账，结果只能是战场上一连串的失利。”钱峰说。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罗斯福同意由美国陆军少将魏德迈来华替换史迪威。

    “心中快慰”

    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认为，1943是中国的十字路口。他表示：“抗战之前，人们不能想象蒋介石能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可是从开罗会议开始，中国被定位为‘强国’。”在他看来，1943年前后，蒋介石及重庆政府在外交上的成就突出，对抗战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际上，1943年对蒋介石本人而言也是个“大年”。他集党政军权力于一手，对战争资源的调度比前一阶段从容多了，所以能在外交领域腾挪出一番天地。

    第一件事是废除英美等国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借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此乃总理革命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将由我手中达成，心中快慰无言以喻。”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访美成功。当时正值美国朝野推动废除排华法案，宋美龄的活动有助于排华法案的顺利通过。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对蒋氏夫妇颇有好感的罗斯福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人，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成为四强末座。此举为中国跻身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事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首脑进行了多次会谈。感恩节那天，还留下了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三人平起平坐的经典照片。其后的《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战事与外事的进展，使得蒋介石在1943年成为一个时代符号，凝聚了国内与国际上的认同，这是当时社会条件所造就的，也与美英等国仰赖中国战场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杨天石说。

    “转败为胜”

    正当蒋介石高兴之时，日军调集主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于是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史称豫湘桂大溃退。

    其间，最危险的是桂柳会战。当时，日本攻入抗战大后方的广西后，为了保卫桂林，蒋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随后日军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贵阳告急，陪都重庆暴露于前线。

    新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立即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蒋介石回答：绝未考虑。

    “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蒋介石本来已经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但由于天气不好，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调兵无法实现。”杨天石说。这一时期，蒋介石心情沉重，他写道：“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当魏德迈再次向蒋介石询问政府迁离重庆时，蒋介石答：“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但仍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蒋介石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1944年12月4日，蒋介石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蒋介石十分意外，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争取撤销此举。但英国使馆、苏联使馆也准备撤侨，蒋介石更为痛心，他在日记里写道：“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最终，在蒋介石反复保证中国政府负责其安全之后，英、苏使馆表示暂不撤退。

    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已成强弩之末。“国军没有战胜，但无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说。双方战线在广西车河一线稳定下来。蒋介石捕捉到这一态势，“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

    巧的是，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也作出了同样判断。他是基于重庆的精神面貌：“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都感到震惊。在印度，人们垂头丧气、骨瘦如柴、面无笑容、眼神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乐观、积极、比较干净、努力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他感觉到在这座热辣的陪都，民心士气始终都在。

    “中国之命运”

    在蒋介石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官僚腐败作风已然积重难返。

    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宋霭龄、宋美龄闻言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于是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又提出要和马寅初谈谈，指出“他既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拒绝见蒋：“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

    1943年，针对毛泽东倍受欢迎的论中国前途一文《新民主主义论》，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前一年还与儿子大谈蒋介石“冷静沉着”“人格伟大感人”的闻一多公开表态：“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运动）给我的影响太深，这本书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感到失望。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者、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曾说得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他们远离了国民党政府，接近共产党。蒋介石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功夫写成的《中国之命运》，成了国民党失去知识精英的前奏。

    宋美龄也被这本书吓了一跳，反对蒋介石出英文版，怕激怒美国人和英国人。然而，不用看这本书，罗斯福也早就对蒋心存疑虑。在开罗，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问他会谈怎么样。罗斯福说：“发生了好多事，我见到蒋委员长了。”他说蒋花了相当长时间叙述中国军队的抗战，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蒋的军队不打胜仗？”“为什么蒋阻止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为什么他将数以千计的精兵留守在共产中国的边界？”艾略特当然回答不了父亲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