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衣冠西渡

    1938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政八年。八年里，他四迁官邸，从最初落脚的“重庆行营”到曾家岩的住所，从沙坪坝的林园到黄山的云岫楼，这四座官邸记录了蒋介石抗战中的大多数侧面。

    如今，在重庆乘坐384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南岸的黄山。这里与市区一水之隔，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三层楼房，抗战艰难时期，蒋介石常在云岫楼歇斯底里地大叫，以排解心中巨大的压力与苦闷。云岫楼往下百米，是蒋氏夫妇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70年多年前，一国元首与他雍容华贵的夫人仓皇躲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的尴尬时刻，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暗淡记忆。国破家亡之际，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悲壮西迁

    今年90岁的重庆市民张林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重庆，一夜之间拥进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

    迁都的决定前一年就有了。从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提议迁都重庆。

    蒋介石选择重庆，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与思量。“早在1935年，蒋介石带领高级将领借追剿红军来到四川，当时他就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据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是一个合适的陪都之地。

    1937年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夜色中乘舰西上，承担先行入渝的任务。“当时林森已经70岁高龄，就个人而言早已不愿奔波，但他承担的是带领行政、立法、司法等五院迁移的重任。”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道。蒋介石为林森送行，林森反复告诫他“将来一定要再打回南京”，甚至立下了遗嘱交代后事，以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

    蒋介石内心五味杂陈。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他并未握有对各派系的实际控制权。党内，是战是和争议不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一直“主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还反过来批评蒋介石“优柔”。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而蒋介石意识到，在抗日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内战必起。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斡旋，坚持抗战国策。

    军中，中央军之外，是大量的地方军，各自听命于军阀头目。蒋介石拉拢了一批人加入主战派，比如桂系的白崇禧。但是，当他把保卫南京的责任交给两度背叛过他的湖南军阀唐生智时，唐先是奋勇坚守，后来崩溃突围，最终弃都逃亡。这一切行为，未必在蒋介石的掌控之内。

    蒋介石丢掉了他的首都。他发表了一份措辞沉重、语气悲壮的告同胞书：“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西迁之志虽然壮烈，西迁之路却陷入混乱。这并非今日文艺青年幻想中的田园牧歌般的迁都之路，相反，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的抗战名将孙元良回忆：“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道路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蒋介石竭尽全力，为西迁争取了几个月时间。10月24日，武汉沦陷，蒋氏夫妇在被炮火映得发亮的夜幕下，匆匆登上一架民营飞机，飞抵衡阳，又辗转长沙、广州、桂林，在12月9日率军事委员会飞抵重庆。

    到1939年前夕，一年之内，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一下子膨胀到150万人，重庆陪都史研究学会会长牟之先用一个悲壮的词形容了这一幕：“衣冠西渡”。

    “汪逆可恶”

    到达重庆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一个坏消息：汪精卫跑了。

    1938年12月21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私自从重庆飞往昆明，企图经越南河内赴香港，与日本谋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对此事的后果，“蒋介石反复考量，在日记中写道：一是‘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当更加慎重，二是‘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最重要的是，政府内部受汪影响的人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告诉记者。

    当晚，蒋介石度过了在重庆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大敌当前，自己的二当家却跑了！一旦地方军阀和党内亲日势力随汪投敌，将直接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

    最初，蒋介石曾试图挽救汪精卫，同时动用各种途径劝汪精卫悬崖勒马。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掩护，“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致电著名报人张季鸾，希望《大公报》在报道汪精卫时“宽留余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

    同时，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

    然而汪精卫不为所动。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的新年，对蒋介石可谓寒冷刺骨。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案”。“其他与会者大多要求严厉处置，有人主张直接通缉，但蒋介石反对。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思考，并未做最后的处置决定。”杨天石说。会议最后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会后，蒋介石又让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任何时候都很欢迎；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这才丢掉对汪的幻想，起了杀心。

    1939年3月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刺杀汪精卫，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精卫的助手曾仲鸣，反而迫使汪精卫加快了投敌步伐。

    1939年4月，汪精卫赴上海，与日本讨论建立伪政权。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提问，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至此，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彻底坐实。而蒋介石总算把汪精卫叛逃的影响降至了最低——军统密切监视其他“主和派”如彭学沛、陈树人等，地方军阀张发奎、薛岳、白崇禧则致电中央要求严惩汪精卫。他并不牢固的主战阵营好歹保住了。

    拉拢军阀

    刚刚解决完汪精卫叛逃事件，蒋介石开始着手对付西南军阀和他们的散兵游勇。重庆深居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军阀林立，若他们不能支持抗战，蒋介石就永无宁日。

    第一个争取对象是“云南王”龙云。龙云1927年借北伐之机夺取云南统治权，此后长期担任云南省主席。抗战开始后，他一直小动作不断。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致函已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当汪精卫出逃河内，路经昆明时，龙云曾与他两次长谈，不仅支持汪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汪精卫则劝说龙云割据西南，与蒋介石对抗。凡此种种，蒋介石只派军统监视，隐忍未发。

    直到1939年1月，汪精卫派陈昌祖与龙云会面，军统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与汪精卫的密函，其中有叛国的语句，蒋介石才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防止龙云叛变。

    1939年3月，军统刺汪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捎回亲笔手书，要求龙云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这封密函被军统人员拍照，上报蒋介石。蒋立即派与汪精卫合作过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劝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宣布“拥护抗战到底”。

    “云南是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险。蒋介石的隐忍与安抚使龙云并未走向对立，这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杨天石说。

    蒋介石的另一举措是逼迫“四川王”刘湘出川抗日。“刘湘成为‘四川王’，本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而刻意扶植的结果。但后来反而成了打造抗战大后方的最大阻力。”钱峰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湘为保护自己的势力，不希望蒋介石迁都重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迅速恶化至互相提防。1937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重庆整军会议”，决心对混乱而庞大的川军进行整编，刘湘迟迟不肯前往重庆参会，令蒋介石甚为恼火。

    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不断给刘湘制造压力。先是在四川省内制造舆论，历数川军多年内战的罪状，敦促刘湘“出川抗日”；另一方面，让前线川军的两个集团军脱离以刘湘为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后一招尤其见效，“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即刻赶赴前方，要求归还建制，筹组新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他统一指挥，担任一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任务。这才有了出川抗日。”钱峰说。

    对蒋介石的逼迫，刘湘心知肚明，但他不失为血性将领。他曾跟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解释为何选择出川：“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病在汉口去世。死前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遗嘱激励了更多四川军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川军在蒋介石心中的印象、在全国民众心中的形象，从此大为改观。

    大轰炸！大轰炸！

    在重庆市渝中区繁华的磁器街旁，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冰冷的花岗岩上，铭刻着一只正在流泪的眼睛，下方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抗战八年，陪都重庆逃不开“大轰炸”3个字。1939年5月3日，日军45架轰炸机连续对重庆人口密集的闹市进行轮番轰炸，19条主要街道成为废墟。5月4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来袭，全市10余处街道起火，足足烧了两天。

    “5月3日轰炸上半城，4日轰炸下半城，重庆最繁华的地段几乎被全部烧光，损失巨大。”潘洵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这场空袭造成3991人丧生，20万人无家可归，造成了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的惨烈纪录。“当时日本造谣说蒋介石跑了，想消解抗战军心。实情是，5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蒋介石一直在街道上指挥救护，最后把他和宋美龄的车子都用来运送伤员。”宋美龄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空袭后的场景：“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里挖出的烧焦尸块。”

    日军一度将目标瞄准蒋介石本人。1941年8月30日，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集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得到一个绝密的空袭命令，目标是蒋介石的住所——云岫楼。

    日军共动用了27架当时非常先进的零式飞机，全程低空飞行，准确地击中了云岫楼一角，炸死了两名蒋介石的侍卫，炸伤4人。蒋介石在敌机的呼啸声中躲入防空洞，幸免于难。“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本企图用长达五年半时间的疯狂轰炸，来消解中华民族的抵抗，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投降。”杨天石告诉记者。

    但要说投降，性格火爆的重庆人第一个不答应。抗战中的重庆流行着一段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

    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防空洞，

    不怕！”

    “按照重庆本地人的说法，就是有一种袍哥义气。”潘洵说，在民族大义面前，川渝人民出川抗战，自发捐钱捐物。“在重庆北碚从来不抓丁，全国只有这个地方，实行的是义务兵制，也就是自愿参军。”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重庆目睹了中国空军迎战日机的一幕：“多达24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