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之死曾是我的心魔”

    人物简介

    丁珮，1947年生，原名唐美丽，香港邵氏公司影星，曾和李小龙相恋，1973年李小龙死在她的寓所。

    有时候，爱情带来的不仅是甜蜜，还可能有非议和痛苦。香港著名影星丁珮与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爱情，就是如此。

    丁珮生于一个大家族，父亲唐次虞是名医，外公鲍毓麟从过政、经过商，与张学良既是儿时玩伴，又是东北讲武堂同学。上世纪60年代，她因出演《青春万岁》等影片成为香港名噪一时的明星。1972年，丁珮结识了已有妻儿的李小龙，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仅一年后，李小龙在丁珮的寓所内神秘离世，年仅33岁，李小龙的死举世轰动。这让仅26岁的丁珮承受了无数的非议与攻击，一度万念俱灰。

    在李小龙逝世42年之后，销声匿迹丁珮的首度开口，出版自传《李小龙和我的旧时光》。“所谓爱得越深，痛得越深。万事皆因果吧！这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6月的一个下午，68岁的丁珮在北京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独家专访。回忆过往，她忍不住泪流满面，室内空调的温度让记者冷得发抖，而她却还在不停地出汗，“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回忆过往，因为想起他，就感觉心在燃烧……”

    这个男人仿佛能量场

    1949年，我们一家人从大陆到台湾，但始终没有落地生根的感觉。大一点的时候，我的心也很不安定，每天只有混日子。后来想想，除了没有归属感，应该是没吃过苦——人是要经历过一些苦才能进步。

    后来，我去了香港，不可思议地遇到了李小龙，人生开始180度转变！可能这就是爱情吧，让两个人成为生死随行，感觉他无时无刻都与我一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吃苦了，吃了很多苦……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1972年3月21日——那天是李小龙太太琳达的生日。香港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和李小龙带着琳达到凯瑞酒店为她庆生，我也被邀请。从酒店回来那一夜，我失眠了，脑子里只有李小龙。他摘下眼镜时，那睿智的目光，温暖的笑容；还有握手时，他坚实有力的手掌传递给我力量。这个男人就仿佛是一个能量场，让我不能自拔。

    十几天后，我意外接到了邹文怀的电话，他叫我马上下楼，和李小龙一起聊电影合作的事。我答应得很爽快，却让他们等了一个多钟头，做头发、化妆、挑衣服、换饰品……完全处于一种混乱紧张的状态。

    当我在李小龙旁边坐下后，他表情严肃地说：“丁小姐姗姗来迟呀，我在国外很长时间，那些老外是最讨厌别人不守时的。”“可这是在香港啊……”我也不甘示弱。听到这话，李小龙反而露出了笑意：“明知道我们在等还这么晚下来，那么丁小姐是在考验我的耐心了。”“对了，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其实我是很守时的人，但我守的是天时。早也好晚也好，一切顺其自然，那是天意给你安排的最佳时间。”听了我这番话，李小龙收敛笑意——他留学时学的是哲学，也许能理解我的话。

    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任何一个演员如果知道李小龙和邹文怀在等自己，谁都会扔下一切立刻赶来，想必我是一个例外吧。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拥有一次也就足够

    与李小龙交往之后，为了避开纷扰，我搬到了笔架山道67号3楼A2座。那时候，我已连续拍了几部电影，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却放缓了接片的节奏，腾出时间陪李小龙。

    为了找李小龙方便，我买了一辆金色的奔驰敞篷跑车。我拿到车的当天，就直接开到了李小龙的片场。“这车子太棒了，眼光不错，很有品位！”还记得李小龙和邹文怀从片场里出来时，一通夸赞。

    随后，他载着我去山上兜风。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山下五颜六色的灯光，照亮了整个香港。我们两人来到高处，没有说话，只是将手握在一起，默默地看着远方。这一刻，时间仿佛已经停止，万物已经凝固……汽车收音机悠悠传来一首歌，是英格柏?汉普汀克演唱的《请放了我》：“我并不奢望永远拥有你，偶尔一次已经足够。但今天这个时候，我会永远将它保存，哪怕有一天你离我而去，我也会在这里放着这首歌，独自起舞。”听着这首歌，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对方，在夜风中翩翩起舞。

    “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时刻，记住这个地方。如果有可能，我会在这里买一座房子。每天看着夕阳落下，看着远处灯火亮起，然后放这首歌，邀你共舞。”李小龙并不是个善于抒情的人，但那天他却说出如此柔情的话。3天后，李小龙也买了一辆同款敞篷奔驰跑车，红色的，车牌号码是AX6521。人们都说李小龙是香港第一个买这款跑车的，其实我才是第一个。

    李小龙与嘉禾合作的第二部电影《精武门》，打破了亚洲电影票房纪录，这部电影是他带我去电影院看的。在这之后，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猛龙过江》，整个拍摄过程我几乎全程陪着他。

    我对服饰、造型的鉴赏力，以及对打斗动作不一样的想法，是李小龙非常欣赏的。和我在一起时，他并不要强，好多事情都会听我的意见。比如我说他的发型不好看，非要他改，即便已经化好了妆，他还是乖乖和我去美容院。

    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两次冲突。很早之前，李小龙就已经采用电击手段快速训练肌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电击强度的增加，他的承受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我多次劝阻，都被他搪塞过去。

    还有一件事情是李小龙易出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怕这个毛病会带来尴尬，于是他决定去医院切除腋下的汗腺。这件事情我也极力阻拦，但经过一个多月的对抗，最终劝阻不下，也只好陪他去做了手术。

    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3年7月20日下午，李小龙和邹文怀一起来到我家，讨论电影《死亡的游戏》的拍摄计划，谈得非常顺利。将近晚上7点，我们准备出发去见事先约好的朋友。李小龙从椅子上站起来舒展了下脖颈，然后眉头微微蹙了下说：“我的头怎么突然疼了起来。”我听到这话，马上跑到橱柜里找出一瓶止痛片，又倒了杯水，给李小龙递了过去，看他把药吃了下去。之后，我看了下表说：“还有些时间，要不你先到我房间里躺一会儿？”李小龙皱着眉头看了邹文怀一眼：“好吧，那我先躺会儿。”然后走进卧室，连鞋都没脱就躺倒睡下了。邹文怀走后，为了让李小龙好好睡一会儿，我没有跟进房间，而是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晚上8点多，邹文怀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当时卧室门没有关，我在客厅里看到李小龙躺在床上睡得很熟的样子，就说让他再睡一会儿，然后继续看电视。

    直到我觉得饿了，才发现已经过了9点，就去叫李小龙，又轻轻推他，但他没有一点反应。我害怕了，赶紧给邹文怀打电话。邹文怀差不多是9点40分到我家的，他也试着叫醒李小龙，依旧不起作用，就立刻打电话给李小龙的私人医生。这名医生是英国人，一直恪尽职守，但那一晚却怎么都找不到他。

    最后，他们只好打电话给我的私人医生朱博怀。朱大夫十几分钟就赶到了，查看了下李小龙的状态就让立刻送医院。后来，朱博怀在法庭上发表证词时说，他检查的时候李小龙的心跳、脉搏和呼吸都没有了。

    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

    李小龙猝死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磨难。出事后第三天，我搬离了那里，重新租了一间公寓。不过骚扰恐吓的电话还是不断，有诅咒我死的，还有威胁要杀死我的。似乎只有我死了，或者被毁掉了，这些人才能重塑李小龙完美的英雄形象。

    我开始酗酒，抽大麻。我家附近的酒吧里，最多时候储存着几十种我留下的酒。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一年，最后连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但还是会有人将我堵在路上，想要我的命；趁我麻木时逼我签下一些文件……李小龙虽然死了，但“李小龙”这三个字就像一个巨大金矿，可以变出数不尽的财富。

    有一天，我突然明白，只有绝地反击，将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才能彻底解脱，而拍电影是最好的方式。但这样的电影不是谁都敢拍的，我思前想后，找到了邵逸夫，当时在香港只有他有胆量和势力来拍这样一部电影。

    当我亭亭玉立地站在他面前时，邵逸夫很惊讶，他本以为我已经被毁掉了。他考虑了好一会儿，说：“只要你敢演我就敢拍！”我没说话，只是朝他竖了下大拇指。

    1975年，邵氏公司开拍《李小龙与我》，剧本内容大部分由我提供，包括我如何认识李小龙，如何发展成为他的红颜知己，全片的重头戏是对李小龙死因的交代。这部电影一出，几乎所有人都以此作为李小龙最为真实的死亡记录。

    吃了这些苦，我走上了人生另外一条道路——修行之路。没有李小龙，我不可能有动力读经、抄经、背经；不可能参悟“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精神。我不在乎任何人对我处世做人的看法，我只需要对李小龙一个人交代。

    在李小龙去世数年后，我曾和香港电影人向华强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一女。在这段家庭时光中，我们相互帮助，我很感谢向先生，他给了我一段稳定的生活。

    40多年来，我看清了很多东西，每天都会反省一天所做的事，也学会了原谅自己、原谅别人。曾经，李小龙的死是我的心魔，现在，我也真正学会了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