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音乐界的一棵大树”

    个人简介

    王昆，著名歌唱家，河北唐县人，生于1925年，曾在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中扮演喜儿，代表作有《秋收》《夫妻识字》《农友歌》等。1962年任东方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1982年担任团长。曾带领东方歌舞团创造辉煌。2014年11月21日去世，享年89岁。

    程琳，1967年生，中国内地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手，代表作有《小螺号》《妈妈的吻》《酒干倘卖无》《信天游》等。

    最初知道王昆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在微信群里。我们这些王昆老师的学生有一个微信群，近年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犯过脑出血，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这次的病情又比较严重，所以我们都在密切关注着老师的情况。大家都在祈祷能有奇迹出现，可是最后还是收到了噩耗。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直以来，她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座山，是一棵大树，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倒下。

    “你就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上”

    1980年，我13岁，进海政歌舞团才1年。有一次，在去表演的列车上，初次与王昆老师结缘。当时我们团里有一位曹丽阿姨对我说：“王昆老师也在这辆列车上，我带你去见见她吧。”我记得见到王昆老师后，我给她唱了《弯弯的小河》《小螺号》。她是搞民族音乐的，而我唱的是流行歌曲，起初我还担心她会不喜欢。可她对我说：“唱得不错，很有感情。在你们那儿不能唱这种流行歌曲吧？想不想到我们这儿来？”

    我高兴坏了。那时候中国的流行音乐才刚刚开始起步，我因为唱了一曲《小螺号》，受到争议，“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可以唱这种歌？”《小螺号》被批成是“靡靡之音”，我也受到处分，在海政两年内不能唱歌。幸亏我还有二胡这个专业，得以继续留在舞台上。而王昆老师所在的东方歌舞团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艺术团体，是由周总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手抓起来的，经常代表中国在全世界演出，那可是文艺界的一支先锋部队啊。

    具体的调动过程却很艰难。王昆老师、李谷一老师还有画家李苦禅都曾帮我出了不少力。1983年，我去了东方歌舞团，但还是风波不断。因为参加一些演出触犯了规定，受到媒体的指责，还被人告到了上级主管部门。我又将面临停演，甚至更严重的处分。

    这时侯幸亏王昆老师站了出来为我说话：“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为什么这样攻击？不能扼杀人才。我不同意她停演。”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才听说。她为我站到了前台，默默地把很多事情都替我挡掉了。她对我说：“你的唱法，你的作风，没有让任何人抓住把柄，你就不要怕。你就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上，不要扭扭捏捏。”王昆老师就是我的一个保护伞。

    “差一星半点都不行”

    那时我经常吃住都在王昆老师家。她家在外交部的一个楼里。她的先生周巍峙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就是他写的。就在王昆老师病逝前两个多月，他刚刚去世。他们是文艺圈里的模范夫妻。在1964年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周伯伯担任指挥，王昆老师则是《农友歌》的演唱者，共同成就了一代人心目中的“东方红”记忆。

    他们两口子都是一心扑在音乐事业上。有人找上门，只要跟音乐有关系，不管你是不是熟人，他们都会坐下来耐心地听你讲，然后尽可能地去帮助你。所以家里经常是宾客不断。

    虽然夫妻俩都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但王昆老师家中的陈设却很朴素。她家离东方歌舞团有点远，听完课，她总留我吃饭、住宿。多年以后，我去看她，向她请教一些问题，结束后还是很自然地在她家吃饭，在她家留宿。昨天我还去了，在小圆桌旁坐下来，可是身边已没有了老师。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离开了。

    在专业上，王昆老师对我是非常严格的。我跟她学声乐，她对我说：“你二胡也不能丢。”她认为练乐器就是练基本功，二胡的内涵，有助于我对歌曲的理解。她还经常督促我练声。可以说，多年来我音乐上的自信和底气都来自于她的教导。

    她自己更是勤奋。快90岁了还在练声，一开嗓，声音仍然能够轻松唱得很高。多年来，她一直在研究唱法，研究怎么运用气息。为此，她练气功、练太极，都是为了更好地唱歌。另外，她的真假声转换非常巧妙。我原来以为这种唱法只适合运用在歌剧或民歌上，但王昆老师告诉我，在唱流行歌曲时也完全可以用。

    后来我出国学音乐，才知道王昆老师在专业上如何了不起。她的教学方法跟一位美国老师差不多，甚至还要更棒。这位美国老师曾教过迈克尔·杰克逊、惠特尼·休斯顿和麦当娜等巨星。

    对待每一个节目，每一个音，她都一丝不苟。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老师的这种精神，也多多少少地留给了我。我经常为了一个音在那儿纠结半天，录音师和乐手被反复折腾，都抱怨我怎么这么烦。有一次我的乐手说：“差不多了吧？”我脱口而出：“差一星半点都不行！”然后意识到这正是当年王昆老师对我说的话。在她看来，艺术里面揉不进一粒沙子。

    艺术最重要的是能够打动人心

    1987年，我去了广东。算起来，我在东方歌舞团一共也就待了4年，那却是我最受关注、最被大家认可的时期。我印象中的东方歌舞团，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王昆老师。

    在团里，做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起，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上大课，如果要排练一台节目，我们就被拉到郊外的某个地方去集训一两个月，之后的演出特别严谨。东方歌舞团应该是那个时代最严谨认真的文艺团体，所以也出了很多人，郑绪岚、远征、成方圆、朱明瑛、索宝丽、牟玄甫……但那时候不存在什么“大腕”，谁在台上当主唱，另外的人就当伴唱，团结互助，风气特别正。

    所有的优良传统，正是王昆老师这位从大时代走过来的艺术家传承给我们的。12岁时，她就跟着姑姑和堂姐参加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妇救会干部。14岁时，因为有一副好嗓子被吸收进西北战地服务团。那时，她经常坐着毛驴去给人唱戏，在乡间土台子上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唱完后两个红鸡蛋就是她的报酬。1945年，她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系刚毕业，就担当主角，饰演民族新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

    从延安到华北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到新中国成立，王昆老师的一生，都在追求朴实的音乐风格，她经常说，音乐一定要和老百姓贴近，唱出他们内心的东西。1964年，演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农友歌》时，王昆老师在其中编入了湖南民歌的风味。毛泽东说她的表演“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魄”，周总理也曾在多种场合赞叹地说：“王昆是20年前的‘白毛女’，20年后的‘农友歌’呀！”

    生活中的她崇尚朴素大方，一点都不做作。有一次，我送她一条毛领围巾，还被她说了一顿，她不喜欢毛绒绒的东西，也不喜欢戴项链，觉得这些东西很俗气。

    王昆老师是从革命老区、从抗战烽火中走过来的人，但她没有停留在那个时代。这一点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她不拘一格降人才，评价艺术的标准，从来不拘泥于形式，她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能够打动人心。她总是站得比别人高，很早就知道不能保守，思想要开放。

    她鼓励我们去创新和突破，希望我们多发扬民族文化。在王昆老师任团长之前，东方歌舞团一直以舞蹈表演为主，“文革”后，她力推歌曲表演，把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通俗唱法相结合，推动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我唱流行歌曲比较多，但她也教我唱了《风筝》等民歌，还把传统戏曲改编成歌曲在舞台上表演。比如让我唱我们家乡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索宝莉、牟玄甫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也是王昆老师对传统黄梅戏选段进行了现代艺术的改编；还有朱明瑛的《回娘家》《紫竹调》等，反响都很好。

    但有时，她也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把她称为引进流行音乐这种“靡靡之音”的“罪魁祸首”。在东方歌舞团策划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王昆老师说服了持反对意见的人，为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放行。也正是由于王昆老师的坚持，中国本土摇滚才能发出第一声呐喊。

    她就是单纯地热爱音乐，没有私心。回想起来，那时我曾不止一次惹老师生气，可能在这些徒弟里，我是比较不省心的一个。那时候，她经常跟我说我还太小，不能涂指甲，不能抹口红，不能谈恋爱，多花些精力在专业上。可那时候我想法特多，个性又强，我行我素。多年以后，我去看她，她说留了一本东西给我。我拿过来一看，是我那时候的一本相册，她一直保留着。她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回来时我就告诉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2009年，我在家乡洛阳开演唱会，她80多岁的人了，腿又不好，坐着轮椅千里迢迢飞过来。我写过一首歌《比金更重》，在歌曲MV里，有个镜头，就是那次她坐着轮椅上台来拥抱我。“你付出的一切，比金子更重。”歌词也表达了我对她的敬意。

    王昆老师成长于艰苦年代，从来没赚过什么演出费，但她一生都觉得骄傲，因为国家和人民给了她一种尊严。她不喜欢现在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那样紧密。对她来说，音乐最重要的是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无法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的。她就是那样的人，对物质什么的不感兴趣，但一说到演出、唱歌，精神头就来了。所以我说，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像一团火，由着自己的天性去燃烧，照亮周围的一片天，也照亮着我们许多人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