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头的用人标准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些急需用人的关键时刻。每当此时，中组部长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他们以识人、选人、用人的胆略智慧，挑选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为党和国家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才动力。

    建党之初：毛泽东曾任中组部长

    1921年7月，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中共一大讨论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局机构——中央工作部，并专门设立了组织主任一职，由张国焘担任，此后这一职位名称多次变化。中共二大召开时，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有了明显发展。1924年5月，中共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正式设立了组织、宣传等部，毛泽东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任中组部长。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回到湖南老家，中共四大便推选陈独秀担任中央组织部主任。此后，李维汉、罗亦农等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

    中共创立之初的1921年至1927年，是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转型时期。据统计，参加中共一大的50多人中，有近20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占总人数的40%。可以说，中共最初是由一批思想觉悟高的精英分子创立的。当时，如何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范围是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1921年11月，党中央就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等地在1年内积极发展党员至30人。1927年，时任中央组织部主任的陈独秀提出：“如果我们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此时，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有很大发展，中共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培养干部。朱少连和林伟民就是这一时期中共选拔的工人干部典型。

    朱少连本是一名火车司机，后来结识了比自己小几岁的毛泽东和李立三。在他们的引导下，朱少连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一系列斗争中成长起来。他参与组建了湖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他又领导了湖南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并参加了秋收起义。1929年1月，朱少连被捕，4天后英勇就义。

    林伟民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得以结识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最初，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上海海员罢工。1924年，他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去苏联参加会议期间，经过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罗亦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第一名海员党员。后来，林伟民还参与组织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的执行委员。不久，林伟民病逝。

    192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被捕遇害，周恩来出任中组部长。但由于当时武装斗争激烈，组织工作难以进入正轨。直到延安时期，中共才进入了正常的组织建设时期。

    延安时期：陈云证实丁玲的清白

    1936年，经过艰苦的长征，党中央虽然到达陕北，但党员只剩下3万人，急需大量优秀干部。1937年，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当年12月担任中组部长。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大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延安。这些外来人员一方面成了党的人才库，另一方面也给组织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鉴别知识分子、吸收优秀干部成了陈云的重要工作。

    1938年，女作家丁玲从山西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晚会上，有人喊了一声：“欢迎丁玲同志唱个歌！”但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却说：“丁玲没资格到党校来，她自首（变节）过。”康生当着众人的面这样说，让丁玲倍感压力。她找到陈云，边哭边请求组织调查所谓的“自首”。陈云安慰丁玲说：“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组织会出面调查的。”后来经过反复调查，中组部郑重地下了结论，认为“对丁玲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专门在这份审定结论上签了字，并特地写明“请丁玲同志存留一份”。为此，丁玲生前曾多次感念陈云对自己的关心。

    帮助傅连暲入党是陈云另一件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傅连暲原是福建汀州的一名医生。红军打下汀州时，他舍弃了自己开的药店，带着医疗用品和珍贵药材参加了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陈云在苏联时，以“廉臣”为笔名，写了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文中的主角就是以傅连暲为原型。到了延安后，傅连暲被分配在中央医院工作，给中央领导看病。他医术一流，但不擅与人相处，说话很生硬。医院里一些人看不惯他，一直不介绍他入党。陈云知道情况后，就和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傅连暲以及医院党支部谈话。在谈话中，陈云了解了傅连暲的情况，肯定了他的优点，也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认识上取得一致，认为傅连暲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后来，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吸收傅连暲入党。建国后，傅连暲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投机分子，有的甚至是敌对势力的奸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开除刘力功党籍事件。刘力功1938年入党，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后，又进入延安党校继续深造。毕业时，按照分配原则，组织上决定让刘力功到华北基层去锻炼，但刘力功坚持要留在延安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为了帮助刘力功认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组织原则，陈云和组织先后7次找他谈话。最后一次谈话时，大家劝说道：“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刘力功却讲起了条件：“（我）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7次谈话未果，让陈云深深感到，一些来到延安的青年，由于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看不起工农干部，要待遇，不屑于基层工作。这种风气如果在干部队伍中扩散开来，会严重影响抗日前线军民的积极性。为此，陈云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并以此事作为“药引子”开展了一场“为什么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他还亲自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撰文，批评刘力功，引起各级干部的震动，及时刹住了延安知识青年当中的不良风气。1939年5月，陈云又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6条标准。

    在清理不合格干部的同时，陈云更注重保护合格的干部。据陈云的秘书刘家栋回忆，当时，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学生奉命来到延安，两人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本来满心欢喜，以为来延安是安排他们学习的。但到了中组部后，陈云告诉他们实情：“调你们来是要审查你们，有人告发你们是托派（托洛茨基分子），其中一个还是托派特委委员。”两人一听，吓得哭了起来。陈云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并保证替他们查清事实。经过两个星期的亲自审查，陈云最终确定了两个年轻人的清白。几十年后，两人对刘家栋说：“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抗战时期，既是党与外敌斗争的时期，也是组织建设工作难得的休整提高时期。中组部在陈云的领导下，从1938年开始，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5年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由于就在窑洞里学习，被大家称为“窑洞大学”。陈云还在抗大的讲演中指出：干部政策，通俗地说，就是用人之道。“‘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他把“用人之道”概括为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在陈云任中组部长的5年多时间里，党不仅解决了十年内战造成的干部短缺问题，还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储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3月，党中央出于加强经济建设的考虑，将陈云调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邓小平临危受命

    1945年7月，彭真开始担任中组部长，直到1953年卸任。这段时期，是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转折时间。随着逐步夺取新解放区，巩固政权成了党工作的当务之急。不仅对干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且还面临着从领导斗争到领导建设的干部转型问题。

    此时，中组部一反“避嫌”这一传统用人原则，采取了“举贤不避亲”的方法，越是熟悉所在地方的干部就越是要任用。四川人李大章，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东北任职，1949年底，他被调任川南区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四川省省长等职。同为四川人的廖志高，解放前曾在中组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西南局委员等职。他们熟悉四川的情况，使得党组织能够顺利地在情况复杂的西南地区展开工作。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就地”任用干部的特殊办法。

    1953年，饶漱石接任中组部长。一年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被披露，饶漱石被撤职，后被逮捕入狱。邓小平临危受命，接任中组部长的职位。这时，已经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干部素质愈发重要，干部转型的问题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提高干部素质，中组部在邓小平领导下成立了干部训练处，先后组织了万余名地委书记以上干部进行理论学习，为当时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基础。此外，中组部还抽调专门人员，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并上报中央。

    1956年，安子文任中组部长。和邓小平临危受命不同，安子文1945年就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到1966年卸任时，他在中组部工作了21年，其中很多时候都主持着中组部的日常工作。

    早在刚刚担任中组部副部长时，安子文就参与选调派往东北的2万名干部。1947年，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选调了5万名“南下干部”，为解放全国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干部，以适应经济建设对科技人才的需求。1956年初，他在周恩来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专门做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李四光、钱学森等一批知识分子得以入党，成为了科技型干部。

    安子文长于选调干部，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了解和熟悉干部是干部工作的基础”。他常对人说，了解干部不能靠档案材料，而要靠观察实际工作。他号召中组部的人不要在办公室里等着别人来找，要主动去找干部谈心，了解干部。有一次，中组部准备派一个老同志到南方一所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安子文亲自登门征求意见，这位老同志表示愿意服从组织调动。但后来，安子文从侧面了解到这位老同志患有一种慢性病，不宜到南方工作，于是就取消了原议。事后，他告诫主管调配干部的工作人员说：“对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的，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还有一次，周恩来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人来担任某重要职务，安子文一口气说出了二十几个干部的名字，并作了简要介绍。周恩来初步确定了其中一人后，安子文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人的情况。这种熟悉程度，令周恩来赞叹不已。

    “文革”后：胡耀邦平反老干部，提拔年轻人

    中组部的工作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安子文受到迫害，康生等人牢牢把握着组织大权。“文革”结束后，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中组部工作逐渐恢复正常。但经过10年的浩劫，许多干部被立案审查，据统计，当时每100名部长和省长中，就有75人被立案审查。胡耀邦的案头堆积了很多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使被冤枉的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当时组织工作的重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六十一人案”和为习仲勋平反的工作。

    胡耀邦在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时，“左”的思想依然有很大影响。把持案件申诉和干部问题的中央专案组，对拨乱反正有很强的抗拒心理，认为这是“翻案”，有人非常愤怒地对胡耀邦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了。”但胡耀邦顶住了压力，直接向中央报告情况，取得了邓小平、叶剑英的支持。经过3个月的艰苦复查，中组部向中央提交调查报告，认为1936年多名被捕干部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是由北方局请示中央批准的，以便营救他们出狱。这一报告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肯定。长达12年之久、涉及人数众多的“六十一人案”终于得到平反，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恢复了名誉。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则牵涉到了“《刘志丹》案”。1962年，康生借小说《刘志丹》陷害习仲勋，使习仲勋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先后几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请求中央重新审查他的问题。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了工作，便到中组部找胡耀邦申诉习仲勋的冤案。胡耀邦听得很认真，并对齐心说：“凡是冤假错案，不论是谁说的谁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随后，胡耀邦指示中组部迅速查清了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到达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虽然许多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但他们年事已高，很多人身体状况不佳。胡耀邦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留心培养并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女干部。

    1978年，胡耀邦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向中央推荐年轻的优秀干部。石油部向他推荐了3名年轻干部，其中李海峰只有28岁，却已经从采油工人成长为大庆油田的团委书记。胡耀邦约他们3人谈话，举例子说有一位著名的劳动模范，因为受“四人帮”利用做了错事，“文革”结束后群众不理解他，甚至有人要求开除他的党籍。胡耀邦问3名年轻干部：“如果让你们来办会怎么处理他？”李海峰说：“我会先让他到基层劳动锻炼，过一段时间再说。”胡耀邦问：“为什么？”李海峰回答：“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劳模，本质是好的；跟‘四人帮’也没有直接联系，只是被人利用了。”胡耀邦听罢伸出大拇指说：“我就赞成你这个年轻人在干部问题上的看法！处理人的问题，就应该这样全面地、历史地看。”半年后，李海峰被调到北京工作，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年仅29岁。后来，她又先后担任过石家庄市委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他为老干部平反，解决了“文革”结束后党对干部的需求，也为国家发现了一批日后的栋梁之才。此后，宋任穷、陈野苹、乔石、尉健行、宋平、吕枫、张全景、曾庆红、贺国强、李源潮等人相继担任中组部长，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任用进入了规范有序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