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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唱歌的/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你，田野，山林，峰峦/无论怎样/颠倒密切中牵连着/你和我/我永从你中间经过……”
——1947年，林徽因发表的诗作《人生》
2014年6月10日的杭州，云栖竹径烟雨朦胧，水墨西湖小荷初露，青石小巷树影婆娑……寻一处安静角落坐下，看各色行人往来。此时，念上一段她的诗，你便真正走进了杭州。
时光回到110年前，1904年6月10日，杭州陆官巷林宅，黛瓦白墙，宁静安详。一声清亮的啼哭，和着淡淡的栀子花香，林徽因降生了。从此，这一处宅子、这一座古城，都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
祖父
林徽因祖籍福州，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进士，入了翰林院。当时，外省人初到京城做官开销很大，需要银两在官场应酬周旋。林孝恂自觉无此财力，便在每年一度的翰林院考试中故意写错一个字，以此向考官暗示，希望“外放”地方。果然，他不久被“外放”杭州地区做官，历任仁和、金华、海宁等州县的父母官，最后当上了杭州的代理知府。
林孝恂精于文章诗词，还懂医道，后因不满清廷腐败，辞官去职。他思想开明，曾资助旅日学生参加革命运动，还多次将自家的子侄送往日本留学。更难得可贵的是，林孝恂对于两子五女的教育，一视同仁。他在家里开设私塾，请来了林琴南这样的名士，教子女国文；还请了外籍教师教英文和日文，在当时算是得风气之先。
在林孝恂的影响下，林家风气向学，子女们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中西兼修、思想进步。两个儿子从日本高校毕业，五个女儿个个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林尹民也是林孝恂的族侄。
林徽因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传统但不守旧的书香门第。当时，林孝恂还在杭州为官，但时局很不太平。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成为战场；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华侨组织的洪门致公堂；蔡元培着手成立光复会……国家的动荡和变革使林孝恂常感焦虑，长孙女的出生使他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亲自为长孙女取名“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意思是周文王的祖母周姜、母亲大任、妻子大姒各具美德，帮助文王成就了大业。可见林孝恂希望孙女长大后能如文王之妻一样贤良淑德、相夫教子。后来，林徽音常有诗文见报，为与另一位署名“林徽音”的作家区别，便改名“徽因”。
1909年，5岁的林徽因随家人搬到杭州蔡官巷23号的一处宅院。这一处梦里才有的故园，滋养了一代才女秋月春风的情怀。3年中，姑母林泽民成了她读书识字的启蒙老师。林泽民温文尔雅，能写一手工整的王羲之体小楷。受姑母的言传身教，幼年的林徽因恋上了文字。这些早早就映入脑海的文字，在她后来的岁月里，都幻化成梦中的江南烟雨，幻化成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10岁时，林孝恂去世了。他给了林徽因一个温暖的童年：大家族里的人都很疼爱她，堂兄弟姐妹也与她亲密无间。
父亲
父亲林长民是对林徽因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清奇的相貌”和“清奇的谈吐”都在林徽因身上传承下来。
林长民出生于1876年，是家中长子。大约20岁时，他娶了浙江嘉兴一名商人的幼女何雪媛。这位江南女子虽然貌美，却没有多少文化，而且不擅长家务，任性急躁。她与博学多才的丈夫之间，注定缺少共同语言。她不理解林家读书人的行为：一家子聚在一起吟诗作对、谈古论今。起初，林长民试着和她沟通，但很快发现，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便不愿再费口舌。他们的婚姻，正是典型的封建婚姻的悲剧。
林长民夫妇婚后8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林徽因。而且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抱走由奶奶亲自照料；直到孩子7岁，奶奶去世，孩子才回到何雪媛身边。这让她一度不怎么喜爱自己的女儿。林长民又娶了二太太程桂龄。同样没什么文化的二太太却抓住了丈夫的心，还生下了四男一女。何雪媛后来也生了一儿一女，可惜都年幼夭折，这让她常常怨艾自己“命苦”。
早在林徽因年幼时，身为家中长孙女和长女，她就形同半个长子。1907年，林长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政治系毕业，回国后在福州教书，后来常年在南京和北京。6岁就识文断字的林徽因负责给父亲写信，报告家中的情况。林家保存了一批林长民写给女儿的信，最早的一封是在女儿7岁时写的：“徽儿：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闻娘娘往嘉兴，现已归否？趾趾闻甚可爱，尚有闹癖（脾）气否？望告我。祖父日来安好否？汝要好好讨老人欢喜。兹寄甜真酥糕一筒赏汝。我本期不及作长书，汝可禀告祖父母，我都安好。父长民，三月廿日。”
年少的林徽因还要处理两位太太间的明争暗斗，照顾年幼的异母弟、妹。有一次，全家人都病倒了，林徽因一面写信给父亲报告，一面为病重的异母弟、妹操心。有天晚上，她抱着大病初愈、啼哭不止的二弟林桓在廊子上徘徊，直到弟弟睡去。那时，林徽因也不过13岁。
这样的境遇对林徽因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不断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
1916年，林家从南方迁居北京，后又迁到天津，林长民开始频繁投身政治活动。他反对张勋复辟，在段祺瑞、汪大燮（音同谢）的内阁中担任总长。1918年一战结束后，他反对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为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而奔走。
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进行访问，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带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林长民大概已经意识到，女儿的学习天赋不寻常，想让她摆脱家庭琐事，出国增长见识，将来成为一名新女性。林徽因当时在英国人创办的北京培华女中学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正好可以给父亲提供一些帮助。
那年春夏之交，父女二人搭上了前往欧洲的航船。在那艘船上，有不少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林长民还给这些学生捐了款。陈毅元帅当时也在船上，日后还和林徽因提起过此事。
在欧洲，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览了法国、德国、瑞士和比利时。这次游览欧洲大陆，对林徽因是难得的经历，她摆脱了常年的生活琐事，饱览湖光山色，体验异国文化。欧洲各国在大战后的凋敝景象，对于初次走出深宅大院的她，形成巨大的心理震撼。父女二人结束一个多月的欧洲大陆之旅后，来到英国伦敦。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林长民将林徽因送入圣玛丽女子学院，还为林徽因请来了英语家庭教师。
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并且习惯了诸如下午茶这样的西方生活方式。当时，和林长民来往的人里有不少是留学剑桥、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在各种午后茶聚中，思维敏捷的她仅凭“洗耳恭听”，就获得了很多超出学校教育的学识营养。直到多年以后，她仍然喜欢在自己家中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品茶聚会、自由辩论、探讨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林徽因在伦敦树立了一生的职业理想。她在英国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从她那里首次得知，建筑不单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型的学科和艺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当她看到这位朋友作的建筑绘图，兴趣更加浓厚了，产生了将来要做一名建筑师的强烈愿望。
公公
1921年回国后，林徽因继续在北京培华女中学习，同时她和梁思成的感情也日渐深厚。早在林徽因旅欧之前，她和梁思成便已相识，“介绍人”正是双方的父亲——林长民和梁启超。虽然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初的友谊是建立在两位长辈交情的基础上，但他们的婚姻绝非父母之命。从他们相识到结婚，感情经历了长达10年时间的考验。
1918年，17岁的梁思成在林长民的寓所中第一次见到了14岁的林徽因。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学堂的学生，他日后回忆说，自己原本对这次见面很“忐忑”，担心会见到一个梳着油光大辫子、穿着拖地长绸裙的旧式大小姐。但一见面，他就被梳着两条垂肩发辫、穿着及膝短裙的灵秀小姑娘所吸引，尤其是林徽因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翩然而去的潇洒，令他格外心动。后来两人交往日深，开明的梁启超和林长民并不想用婚姻早早束缚他们，主张两人要学有所成、足以自立后再谈婚姻。
林徽因从欧洲归来时，梁思成已是清华学堂高等科的学生，即将赴美国留学。在他考虑专业时，林徽因谈起了对建筑学的理解以及学建筑的愿望。梁思成听罢，也有了投身建筑学的想法。他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有了共同的职业理想而更加亲密了。
1924年，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同入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由于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进入美术学院学习，同时选修建筑系课程。
留美期间，林徽因遭到了丧父的沉重打击。1925年12月，林长民在奉系军阀的战争中被流弹击中遇难。消息传到美国是在1926年初，林徽因打算立刻回家奔丧，但被大家劝阻。梁启超在全力协助林家料理后事的同时，写信给梁思成，要他开解和支持林徽因：“徽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她）,我盼望他（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当时的祖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作为海外学子，林徽因对国难家愁有了切身的体会。
此后，梁启超对林徽因给予了更多的建议和提点。1927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同时毕业，一起进入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后来，林徽因去耶鲁大学进修了半年舞台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哈佛大学进修了半年东方建筑和美术史。1928年3月，两人在加拿大结婚。梁启超写信给他们说：“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婚后不久，他们遵从梁启超的建议，开始在欧洲考察建筑古迹。梁启超还嘱咐他们，到欧洲后“每日要有详细日记”。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回到中国，并遵照梁启超的提议，放弃了进入清华园的机会，前往东北大学任教。“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不幸的是，梁启超在他们回国后不久病逝，年仅57岁。
1931年夏天，东北局势日趋紧张，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东北大学，来到北平（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他们在沈阳家中的物品还没来得及搬运，“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夫妇二人没有再回东北，家中的物品也不翼而飞。这是他们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丢掉的第一个家。在北平，他们建立了第二个家——北总布胡同3号。他们带着儿女在这里生活了6年，度过了一生中相对宽裕、宁静的时光。20世纪30年代声名远播、也争议颇多的“太太的客厅”，就是出现在这个四合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