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其一：“太太的客厅”并非影射林徽因
误读：1933年9月，冰心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
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
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北总布胡同3号的住所，成为各界知识分子聚会畅谈的有名场所。这篇文章所讲的“太太”，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都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影射林徽因。
真相：“太太的客厅”究竟情形如何？作家岳南在《1937—1984 ：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一书中做过较为详尽的介绍。在他看来，林徽因的茶聚场所绝非小说中虚伪、浮华的样子，而是严肃的思想碰撞的场所：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知、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等。
“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作家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里描述了林徽因在聚会上的样子，也非小说主人公的模样，而是一个思维敏捷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徽因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邻居金岳霖认为，“太太的客厅”真正场地是自己家，而非林徽因家。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以及其他不同场合都提到过这一处“客厅”：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这一方面说‘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邓书存是我朋友中最雅的。……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绝招，在切磋学问、谈论时局、谈文论艺之余也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林徽因的好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当时也住在西总布胡同，她的回忆佐证了金岳霖的说法：
“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老金’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在当时，冰心坚持认为自己写的是小说，因此从未出面表态、澄清。直到1992年，九十多岁的冰心对中国作协的张树英、舒乙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时，说：
“《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她们家）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
此话一出，算是冰心以当事人的身份给这桩沸沸扬扬的文坛“公案”做了个了断。
其二：林徽因对徐志摩并无爱情
误读：林徽因和徐志摩这两个名字，在当时的文坛上，就被反复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许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依然炒作这段“绯闻”。浮躁的人们更愿意回避掉求证环节，将两人之间的感情直接渲染成“轰轰烈烈的爱情”。
真相：2004年，梁再冰写下《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对此予以驳斥：
“当时曾到外公家来的留学生徐志摩在这方面（文学）可能对她起到了一定的介绍和引导作用。妈妈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似的‘老师’。徐志摩当时还不是诗人，但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影响，已开始向写诗的方向发展。青年林徽因可能给了他某种灵感。但是，她始终没有对这位当时已娶妻生子却不满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做出回应。这可能同她自己童年生活感受有关，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恰好是在一次不幸的封建包办婚姻中在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
梁从诫生前也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澄清：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母亲同徐是1920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24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16岁的女中学生。据当时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1922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1929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憧憬，正迈向新的生活。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梳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着而深化了。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这里，还要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记交母亲保存，我从未听母亲讲起过（这类事在我们稍长后，母亲就从不在我们姊弟面前隐讳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
作为林徽因的亲密朋友，费慰梅以同辈人的眼光这样评述林徽因对于徐志摩的情感:
“林徽因谈到徐志摩的时候，总把他和英国的诗人、大文豪联系在一起。可见林徽因对徐志摩更多的是待之以文学上的师友，其实这才是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其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并非情诗
误读：林徽因的诗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度被传为她写给徐志摩的情诗，在一些文字、影视作品中以讹传讹地流传开来，甚至成为一部描写徐、林 “爱情”的电视剧的名称。
真相：实际上，这首诗并非情诗，而是林徽因写给儿子梁从诫的。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梁从诫讲述了这首诗作的真相：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这首诗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林徽因对生命和爱的赞颂，不难读出林徽因对子女、对家庭的一片深情。她与丈夫梁思成共同经历家庭和事业上的起起落落，共同经历迎接儿女初生的喜悦。烽火岁月，也是一家四口相互扶持，彼此慰藉着一路走来。
如今，林徽因已去世59年，梁思成已去世4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在2010年去世了。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的一段话，或许最能概括林徽因：“我的妈妈是个怎样的人？我的妈妈是一个‘活跳跳’的人，只要和别人谈话，她一向都是神采飞扬的，我没办法把她和死联系起来；她是一个极其重视亲情、挚爱子女的好妻子、好母亲，她对子女的教育很平等，总是当作对两只小牛弹琴，讨论启发，让我们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她是一个能用兄弟手足之情带领学生和年轻同事的教育者；她是一个愿意和自己国家共甘苦共患难的爱国者，她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热爱和自信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个为后代留下精神遗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