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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林希，原名侯红鹅，1935年生于天津一买办家族。曾任教师、编辑，上世纪50年代被定为“胡风分子”，又被划为“右派”，下放农场、工厂劳动。1980年平反后重新开始写作，先后推出《蛐蛐四爷》《丑末寅初》《高买》等小说，其中《小的儿》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这是一位过来人记忆中的旧时代。老天津卫土生土长的世家子弟，在暮年回望少年时代的光影烟云，还原一个善恶美丑的世界。黑帮的规矩土匪的道，宅门的讲究梨园的角儿，炕头上的民俗，洋场里的秘密……说不尽道不完。“30后”作家林希把零星回忆聚拢到一起，写成一本叫做《你不知道的旧社会》的书。在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对话中，他谈了更多个人感悟，在世态万象背后，是古老文明的聚散离合。为什么会在大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后，再去写那样一个善恶并存的时代？老人说，是希望时人能追根溯源，找出当今中国的病根。——记者手记
这些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怀旧情绪，对于民国时代的人和事，从影视作品到文章书籍都出了很多。但我却觉得这种怀旧有些盲目。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祖辈办洋务开洋行，父亲在外国公司供职，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因为家庭的关系，我从小接触三教九流的人，从长辈那里也听说了不少事情。
那个时代正邪都有，我想今天的怀旧不是怀念那些落后的、丑恶的东西，而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让今天的人更加客观地看待那个时代。站在当下，回望历史，能明白我们改变了什么，失落了什么，又应该找回什么。
恶贯满盈背后的“道”
旧时代，所谓黑道主要有两大派系：一是青帮，二是洪帮。青帮起源于漕运，是底层社会组织。洪帮则带有政治色彩，可以追溯到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后来政治上无望，逐渐干起了谋财的勾当。黑道组织严密，最高首领人称“老头子”，下面是小老大，再往下是各行各业的团头：管乞丐的、管小偷的、管强盗的、管绑票的……还有行动队，负责执行“任务”。分工不同，价钱也不同。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有人失踪了，求官府不如求青帮。只要付一笔钱，人何时离开的，怎么走的，现在哪里，都能打听得一清二楚。
我一个舅舅在银行做事，有一天日本特务闯进银行抓人时，他向特务们怒视了一眼，结果被要求“走一趟”。家人得知后赶紧找门路去求青帮，花了大价钱后他们才答应打听一下，几天后回信说人已经送进了“红帽衙门”。那是专门杀害抗日青年的地方，许进不许出。
家人赶紧凑了第二笔钱，青帮回复：明天早晨去红帽衙门的后门领人。翌日天不亮，一家人欣喜若狂地就赶到地方，过了一会，大铁门打开一道缝，咕咚一声推出个人来，一下就栽倒了。家人赶紧跑过去搀扶，凑近一看竟是尸体。
在黑帮眼里，人命不算什么。为了争地盘，青帮、洪帮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天津几条主要的商业街，被两帮划分了势力范围，一条街上多少商号，每年交多少保护费，各收各的。但如果这条街生意好，那条街生意淡，双方就要开始争了，每次都要死几个人。不过，两帮从不和洋人打，因为一旦惹起国际纠纷，他们可担不起责任。
尽管视人命如草芥，黑帮仍有一些“底线”。比如，第一不许绑女性，无论多有钱的梨园行坤角儿，绝对不会被绑票；第二不许撕票，实在弄不到钱就把人质扔到外地。如果坏了规矩，同行也要惩罚你。
我家就有人被绑架过，绑匪要大笔赎金，家里还在讨价还价，一封信寄过来，里面是一只耳朵。家人吓坏了，赶紧凑够钱送去。等人回来一看，两只耳朵好好的，其实寄来的那只耳朵是从乱葬岗的尸体上割下来的。
小偷的行规是偷来的东西3天之内不许动，有人来问，收一笔钱，就把东西退回去。还有“三不偷”：一不偷状元府第，二不偷孤儿寡母，三不偷慈善人家。我家祖辈上开过粥厂，大门外立着善人牌坊，家里一直比较太平。
“一切向钱看”的官府
肆无忌惮的黑道就像一个影子政府，其根源则是“白道”的无能甚至助纣为虐。表面上看，旧时代的官府也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市政府、区政府，市党部、区党部，民间有保甲长，各项工作由各个部门主管，看上去分工明确。但在一个几乎没有法制可言的时代里，官府大多是与黑势力勾结在一起的，钱才是指挥一切的“看不见的手”。
为什么老百姓家里有了失踪案不报警？因为警察局总是先向老百姓要钱，然后把事情扔到一边。多少天后，老百姓再去问，他们就再要一笔钱，说为找失踪者，他们先去上海，又去广东云云。
那时天津有个水上警察局，薪水不高，却是肥差，油水全靠船家孝敬。此外，他们还有两个生财之道：打捞投河溺水者，敲诈水上妓女。前者，打捞到尸体后，先把好衣服扒下来，这是交到局里的；手表、戒指则不必交公，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过后再来取；钱则当场就分了。后者被称为“大破船”，不仅卖身，还涉及走私、贩毒、枪支买卖，抢劫绑票等非法生意，里面可供警察捞钱的门道就更多了。反过来，对于那些向黑帮交了“保护费”的场所，比如妓院，即使老鸨打死妓女，官府也不予追究。
我姑妈家遭过一次土匪抢劫，损失了很多财产，也只能认倒霉，因为报官也没用。强盗和官府是通着的，他们抢到多少，都要按定数孝敬官府。至于绑票案，警察局更常常是“生意”中的一方，给双方牵线搭桥，最后有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生意”做成之后，警察局得一分提成，反正不能白跑腿。
不过，警察局也有难办的时候。天津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绑票案，几个小绑匪没摸清底细，把前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外孙给绑了。警察传话给绑匪，赶紧放人。孩子马上被送回督军府，警察局以为事情完了，结果王占元非要警察局交出绑匪、立刻枪毙。而另一边，绑匪头子死活不肯交人，因为那样就坏了“规矩”。警察局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想出一个办法：从监狱里调出两个病入膏肓、无家无业的鸦片鬼，饱餐一顿、过足烟瘾，第二天早晨拉到刑场枪毙了事。
民风民俗人情味
虽然旧时代的法律制裁非常有限，但仍然有社会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最主要的力量就是道德秩序。对于老百姓来说，违背道德准则带来的舆论压力相当大。那时，一个年轻人如果不学好，亲朋邻居们都会批评教育。如果小孩子看到老人过马路或摔倒了不上前搀扶，同学们就会耻笑他。
天津老城居民非常讲究老礼，这既是一种生活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制约。邻里之间，见面必须打招呼；谁家老人身体欠安了，都要上前问候一下，再说一句“需要人的时候招呼一声”。小时候，我放学回家看到桌上摆着几枚红鸡蛋，就知道又有邻居家生孩子了。
那时的私家车就是马车，富裕人家才有，但必定要在胡同口外上下车，不能在街坊跟前炫富耍威风。不像现在，小汽车恨不得开到自己家炕头上。
关起门来，家里的规矩也不少。比如吃相，我们从一上桌吃饭，就开始接受教育：不能吮嘴，不能出声；夹菜只能夹自己近前的，不能伸到别人跟前；吃菜不能直着往嘴里送，要侧着，跟嘴保持一定角度；胳膊不能架在餐桌上，不许托碗底，不许转碗边；握筷子的位置也有讲究，太低了是贪吃，太高了是不雅；饭前不许拿着筷子等菜；吃饭时，筷子头不能对着人，必须横着拿在手里……对大人也有要求：餐桌上不许教训孩子。
改革开放后，有一年我去香港，内地旅游团的成员中午进餐时，吃相实在不雅。一些香港人看见，就另找地方吃饭去了。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早忘了规矩，吃相已经不堪入目了。
文化的传承不会断
过去一些年我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旧时代有些妖魔化；这几年，社会上又有另一种倾向：对旧时代无比怀念。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客观地说，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和自然经济能够延续下来，总有文化与情感的内在支撑；而且这种支撑与当今社会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旧时代的种种罪恶，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如果不能加以有效治理，现在还有可能重新抬头；而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一些传统美德，如果再不加紧挽救，就会流失殆尽。
我认识一位老先生，生在天津，十几岁迁居上海，长大后在香港、日本、美国打拼多年。90多岁时，他买到一本关于天津的书，按图索骥找到了我。由于他年事已高，耳聋，生活背景也不同，我们没有太多共同语言，但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打电话。一次，他突然在电话里说，我给你唱段儿歌吧，接着就唱起了“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还问我，你唱过吗？
儿歌就是带在身边的故乡。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与人之间有亲情，人们心中有对家的眷恋——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昌盛的一个最基本的情感动力。
这十来年，我每年都会在国外生活半年。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国外华人圈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世界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有些民族的移民彼此非常疏远，有的宁可跟美国人交往也不跟本族人往来。但华人之间总是很快就熟悉了，一起打拳、娱乐，每个月都聚会，而且总是会谈起家乡。
当今社会，物质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先进，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文化才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烙印，它能让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根，也能让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民主、法制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制度比过去更加成熟。我相信，法制的进步建立在道德完善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离开其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繁盛的根本不在于她有多少枪炮，而在于其主流文化是否拥有强大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一些文化断代，这说明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做的工作还不深，需要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过去的历史，正确看待那个似已消逝，实则仍在延续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