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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蒋樾的工作室不大，茶几上摆放着一套中式茶具，透着几分典雅与古旧。墙上贴着两幅海报，海报边的架子上挂着京剧演员用的几个“髯口”——6月下旬，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来到蒋樾在北京的工作室时，还能感受到一丝京剧的气息。他导演的8集纪录片《京剧》在央视热播后，引来颇多争议。在和记者的这次长聊中，蒋樾对来自各方的声音进行了回应，谈到片中的错误时，他说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眼神里带着几分懊恼、几分自嘲。
一声哭震撼整个剧组
央视纪录片频道筹备两年推出的8集纪录片《京剧》，由蒋樾、康健宁担任总导演，各集分别以京剧经典剧目《定军山?溯源》、《宇宙锋?呐喊》、《借东风?传承》、《大登殿?绽放》、《生死恨?抗争》、《凤还巢?坤伶》、《荒山泪?江湖》、《群英会?新生》命名，试图展现京剧在200年发展历程中所折射出的时代变迁、家国兴衰和个人命运。
开始拍片时，蒋樾和团队首先确定的是“这个片子要通俗、好看，让普通观众有兴趣、能看懂”。他不想把片子拍成一部中国京剧史，在他看来，最能打动普通观众的是京剧历史上的那些人和故事，比如金少山、潘月樵。
金少山是京剧名净金秀山的儿子，直到辞世，雄踞净行首席，被誉为“十全大净”，因其成功地塑造了项羽的艺术形象，又有“金霸王”之美称。他一生不羁，晚年落寞。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在《京剧》中扮演晚年金少山，他表演金少山在舞台下的一声哭时，把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震撼了。“他们没想到京剧有这么大的震撼力，整个镜头一条就过了。”蒋樾说。
潘月樵是梨园少将、辛亥志士。“可能京剧界的人更认可他对唱腔、身段的改革。但吸引我的则是他竟在辛亥革命时带着艺人去攻打江南制造总局。在那个年代，革命是很时髦的词汇，没想到那么传统的京剧演员也去做这样的事。”
为拍摄这部纪录片，剧组几乎跑遍了全国，让蒋樾没有想到的是民间京剧演出市场最火的居然是温州。镜头中多次出现的那位从叠着的3张桌子上翻下来的武戏演员就是从这儿找的，“当时我们听说那里有个能翻4张桌子的演员，去了才得知，他前两天把腿摔断了，跟我们那集中讲述的情节很像，后来我们找到了这个能翻3张桌子的演员。”
《京剧》成片是在2013年4月，先是被带到戛纳电视节，成了入围亚洲作品关注度前三的黑马。在国内播出时，观众也满怀期待。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的一条推荐微博，被网友转发3万多次。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把《京剧》的播出称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说：“京剧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并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展现，也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起到了效果，如果是10年前、20年前播放这样的纪录片，观众可能就换台了。”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则评价：“《京剧》从历史印记、时代视角、国际眼光、文化观照的层面，填补了对京剧的发展脉络、生态环境、审美特征、价值取向进行全景式记录和评判的空白。”
戏迷批《京剧》成为潮流
不过，跟这些称赞声一起来的，还有批评与争议。到现在还没有注册微博的蒋樾说，他本来以为“江湖”已经消失了，没想到在微博中还是有江湖的。“在《京剧》播出的这段时间里，戏迷批《京剧》，影迷嘲《富春山居图》，球迷骂国足，成了潮流。”
“最早看到的是关于‘硬伤’方面的反馈。”看到后，蒋樾陷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焦虑和懊恼中，他极其懊悔自己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比如将朱自清与周作人的照片排错了，“那张照片出来后，我脑子里还闪了一下，说怎么跟中年周作人不一样呢，年轻时挺漂亮，结果就错了。”再比如称周信芳为“四大须生”之一，“前后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这太熟悉了啊，周信芳是我脑子给驴踢了才写进去的”。
对这些错误，蒋樾找到了戏曲专家钮镖对全稿重新审读。在重播时做了不少调整。
“‘硬伤’之外，就是一些片子制作观念上的不同意见，比如认为演员的表演、唱段等特别少；片中气氛过于沉重；镜头很唯美，但形式感太强……”对这些，蒋樾解释说：“关于唱段少的问题，我们有专业的戏曲频道介绍戏曲知识，也有详尽的专题片，所以最初和纪录片频道合作时，就不想在这方面做太多内容；有人说气氛沉重，我自己也觉得是挺沉重的。可能在采访戏曲从业者过程中，京剧的没落，京剧艺术家诉说过往艺人那些凄惨的经历，不自觉地影响了我。”
不过有一种批评是蒋樾无法接受的。有电视制片人连续撰文指责《京剧》，尤其说《京剧》批判不深刻、没能脱离主流艺术观云云。蒋樾觉得十分可笑，“你有平台有资源，也完全有能力做一个(纪录片)，为什么你不在自己那儿来一个？你想批判谁就做吧，想怎么脱离主流艺术观就脱离吧。你不做，我做完了你跳出来骂我。”
蒋樾称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京剧能通过官方渠道被普通观众接受。实际上在制作这部纪录片时，他本身也很纠结，“《京剧》引来这么高的关注度和争议，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的纪录片创作，除了京剧戏迷的批评，有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也不理解我，这让我很难过。”
“像射出去的箭掉进深水里”
在对《京剧》的诸多批评声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有人挖掘出一些以前拍的戏曲题材纪录片推荐给大家，其中，《粉墨春秋》和《昆曲六百年》是被提及最多的。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蒋樾跟这两部纪录片都有密切联系。他是《粉墨春秋》的总导演，而他的妻子陈丽是《昆曲六百年》的总导演，陈丽还是纪录片《京剧》的采访导演。《粉墨春秋》拍于10年前，但说起来，蒋樾跟京剧的缘分可不止10年。
1984年，22岁的他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那时候还在陶然亭的老校区，我刚进学校时，差点被校园里的锣鼓给敲出去，后来一度还想退学。校领导说，你的文字水平不错，在这里还能学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
在学校期间，一场演出让蒋樾改变了对京剧的态度，“我在广和楼剧场看了一场冯志孝和袁世海合演的《将相和》，演员对人物的理解和所传达出的情感，一下就把我给镇住了。”从那时起，蒋樾就觉得京剧确实是“角儿”的艺术。
毕业那年，蒋樾的毕业作品是一个现代题材的京剧。为了写这个戏，他到一个村子里体验生活，“我记得这个戏开场就是村支部书记死了，挺有悬念，当时中国京剧院的老编剧给予了肯定，想让我留下。”但蒋樾最终选择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接下来，他的生活与戏曲渐行渐远。先是随黄健中导演拍摄了《龙年警官》、《过年》等故事片，然后因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跟几个朋友去了西藏，并做起了纪录片。那时的蒋樾，对纪录片还没有什么概念，差不多是一边琢磨，一边拍摄。在西藏期间，他看到了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的电影《三里冢》（1967年日本三里冢地区要兴建机场，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与警察抗争了5年。这5年期间，小川绅介带着剧组成员一直住在村里，通过时间变迁来展现抗争中真实的一面）。“那是我第一次为一个不是故事片的片子激动。”他随之也有了自己对纪录片的理解——“踏踏实实的，是一条寂寞的路”。
从西藏回来，蒋樾干了两件事，一是筹备拍摄纪录片《彼岸》，还有就是去央视《东方时空》开创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东方时空》的主管陈虻曾问过蒋樾，拍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蒋樾说：“一年能拍300多个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和家庭的故事，10年就是3000多个，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再去回首那个时代时，可能那个时代的剪影就是由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构成的。”
2004年左右，蒋樾开始做关于京剧的纪录片。“也没有人邀请我，只是私人化的拍摄。钱很少，精力主要集中在采访上，访了100多人，主要都是老艺人。拍了5年多，其间一大批老艺人先后去世了。”这些珍贵的采访资料，被蒋樾剪成了26集纪录片《粉墨春秋》。剪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根本没地方播出，“但也挺高兴，我知道它珍贵在哪儿。”
从《粉墨春秋》到《京剧》，蒋樾一直对京剧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10年前拍的《粉墨春秋》，像射出去的箭掉进深水里，然后悄无声息地落入水底。”可能正因为这样，他才在拍《京剧》时做了很多妥协，“妥协不是说不坚持，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用纪录片去关注别人
蒋樾拍过不少在圈子中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彼岸》、《幸福生活》等。他说“触动”是自己拍片最重要的因素。“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我只是一个拍片子的人。我也不太认可自己做的是纯粹的纪录片。我一直把我的片子叫做‘真实电影’。”
蒋樾说，他觉得纪录片在中国是最好的表达个人观点的影像形式，尤其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真实的年代。“所以说，纪录片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但它也不是一哄而上的，不是人人拿一个DV就能拍的东西。我还是看重它表达观点立场的方式和它的价值。”
“那么今天在中国，纪录片有什么价值？”记者问道。“它是小众化的，更‘形而上’。它的价值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现在的环境，也没有给纪录片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蒋樾回答。
在他看来，纪录片行业冷一些是正常的，“它不是一个时尚的东西，做纪录片的人更沉默、更寂寞，这让我们有一点不同。如果指望拍纪录片发财，或者得名得利是不可能的。”
回顾过往，被问及对所拍纪录片的感觉，蒋樾笑着说：“我想起漫画家丁聪老先生的一句话，他画了一辈子漫画，最后说‘画漫画有个屁用’。当我看到这句话时，突然就悟出丁聪的那份心情，拍纪录片有个屁用。但对我来说，就算是个屁，我也觉得它有它的作用。”
在记者看来，蒋樾并没有因为《京剧》而灰心。《京剧》是他一个人的表达，他把自己放在圈外人的角度，寻找京剧曾经给他带来的触动，将自己多年来对京剧的理解打碎了，试图重新融到片中。这让《京剧》变得过于碎片化、散文化，也过于随性，但同时，许多今天的观众也终于有机会，能系统地、带着唯美的眼光，看到京剧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
聊到以后的打算，蒋樾说：“我夏天一般都会去水边，支个帐篷，钓个鱼什么的，就像戏里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蒋樾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公众人物，“一开始看到那些谩骂，确实有点承受不了。我做了20多年纪录片，其实选择拍纪录片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不想让别人关注我，而是想用纪录片去关注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