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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吧？”采访中，唐绪军回答几个问题，就要重复一遍这句话。6月27日下午，他刚和两位副研究员完成了一次网络直播访谈，似乎不太愿意继续面对媒体，而下属在一边等候，更让他显得不自在。身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的唐绪军虽研究媒体多年，却不愿意把自己变成报道的主角。“这几天实在是太忙，约访电话一个接一个，当然，我们很感谢媒体的关注。”坐定后，他先做了番解释。
让唐绪军和他的团队成为媒体焦点的，是2013 年 6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报告》），部分涉及对微博发展态势与用户特征、谣言传播特征、网络反腐态势、意见领袖特征等热点问题，其中有关中国微博使用人群呈现“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的“三低”特征，引来一片质疑声。
“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个人感受当作常识去相信，而我们做研究，实际上就是要超越常识。”作为该报告主编的唐绪军如是说。
“大V”们掌握微博话语权
环球人物杂志：这份报告是以新媒体发展为题，但最引人关注的似乎都是关于微博的？
唐绪军：这份报告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的众多方面，由1个总报告和27个分报告构成，微博只是其中之一。只是因为微博使用者众多，所以，大家关注更多。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研究者，您怎么看待微博？
唐绪军：微博是新媒体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很好的公众信息交流沟通的工具。正确地使用它，能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但如果不加规制，也会给社会带来麻烦。
环球人物杂志：《报告》中令许多人质疑的“三低”结论，数据从何而来？
唐绪军：这个数据有3个来源，一个是互联网信息中心实时的调查，样本量大概是4万左右。第二个是我们的数据提供方所做的调查，样本量大概是2万左右。第三个是我们所的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我们自己做的独立调查，样本量大概是1万左右。这三方数据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得出的结果。而且，微博用户的基本结构特征，与整体互联网用户的基本特征吻合度相当高。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我们的方法就一定可靠，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正确。
有质疑很正常，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也会有很多人感到跟实际情况不符。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并不能以此否定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做这一调查的价值何在？
唐绪军：微博经过几年的发展，拥有超过3.09亿的用户，我们实际上是为微博用户画一个像：年龄、性别、收入等等，这个画像的结果就是所谓的“三低”。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微博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一系列分析，比如说微博引发出的言论是否理性？我们就有了一个判断的标准。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认为种种由微博引发出的言论是否理性？
唐绪军：在许多热点事件中,微博言论的情绪化特征很明显，甚至很冲动。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微博上反映出的内容不代表民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微博上呈现的情绪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情绪。
环球人物杂志：虽然“三低人群”是微博上的主流，但我们也能看出来，真正享有微博话语权的并不是他们。
唐绪军：微博给了每个人发言的机会，但不是随便一个声音都能被听到。草根声音确实很难让别人听到。
你声音的大小，是和你在现实中的身份相关的。现在，不少热点事件是从微博爆出的，但如果深入了解微博信息的转发过程，你就会发现：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发出的声音往往是被淹没的，但如果有位“大V”帮忙转发，那结果立马不一样了。如果他再义愤填膺地加上些评论，很可能就形成一个社会热点事件。
另一方面，声音的大小也可以和你在网络中建立的影响力相关。一个叫“传媒老王”的微博用户，现实中并不著名，但在网络世界，传媒圈的人很关注他；还有“染香”，现实中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但在网上有大量粉丝，言论也受到追捧。
环球人物杂志：去年发生了一系列起源于微博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吴法天约架，方舟子和韩寒掀起骂战……这让很多人产生了疑惑：难道微博成了“大V”们的私人领地？“大V”在网络环境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唐绪军：微博上的舆论的确很有可能被“大V”所利用，甚至控制。那些“大V”，因为具有影响力，所以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总结就是：理性思考，谨慎言说，慎重转发，但“大V”们的道德水准最终需要靠他们的自律来维持。
近几年网络上的言论已经越来越理性化了。但是，利益多元化，每个人的诉求不同。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这个恐怕永远避免不了。所谓公共舆论空间，就是每个人都能表达意见，只要理性，这种辩论对社会是有益的。真正需要规范和避免的，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
网络谣言和微博反腐亟待规制
环球人物杂志：之前某媒体根据你们的这份报告，发表了以“微博热点1/3是谣言”为题的头版文章，引发不小争议。“1/3”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吗？
唐绪军：这是媒体误读了。我们的原文是：“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在这100个舆情案例中，有1/3的事件出现了谣言，一个舆情案例有个发生、发展、演变到衰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谣言，尤其是一些突发性事件。但不等于说，1/3微博热点是谣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在微博上散布谣言？
唐绪军：网络谣言盛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社会的原因，也有网络特性的原因。就网络的特性来看，想说就说，没有顾忌，可能是最主要的。其中也有一些是草根为了吸引眼球放出来的。比如说，今年4月一个名为“温州焦点新闻”的用户发微博称：“有6名越狱杀人犯已经杀害78名女性,强奸16名女性,今天逃到灵溪已经奸杀两名女性……”最后证实这是个谣言。
环球人物杂志：网络谣言与传统意义上的谣言有什么不同？如何杜绝？
唐绪军：我们称网络谣言为“新谣言”，以区别于传统谣言。首先，大多数新谣言背后，并无显著的恶意动机，而是觉得好玩。其次，传统谣言多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而有一些新谣言则是“真实的谎言”——内容虽虚假，但社会真实恰恰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再次，网络谣言是一种“替代性新闻”，用以弥补正式渠道信息不足。还有，与传统谣言相比，网络谣言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新媒体时代，对于网络信息真假的甄别复杂而艰巨，没有什么手段能够杜绝谣言的产生，但应该有手段遏止谣言的传播。这也给传统媒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课题：如何通过自己的公信力与权威的信息核查手段及时准确地公布信息，阻止谣言？
有了突发事件，如果政府、传统媒体不首先发声，那么网络自会有渠道发声，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伴生谣言，而且传播会非常快。所以说，应该给具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更多话语空间，否则就是拱手把舆论场让给了谣言。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网络反腐也做了很多研究。从刘志军案、刘铁男案，到雷政富不雅视频，以及纪英男曝光政府官员，如今很多案件是通过微博曝光的，您怎么看网络反腐？
唐绪军：网络反腐有几个特征：第一，数量迅速攀升；第二，在网络上首次曝光的反腐事件明显多于传统媒体；第三，主要目的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第四，涉及的对象级别在升高；第五，腐败事件的发生与曝光之间的时间差明显缩短。网络反腐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化、情感化的，比如刘铁男事件，资料主要是他的情妇提供的。
传播速度快、成本低、隐蔽性强、网民参与的积极性高、互动性强，这些都是网络反腐的优势。但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同样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举报信息鱼龙混杂，有些人或为了利益、或为了赚眼球、或为泄私愤，进行一些不实的举报。其次，没有查证的网络曝光或者人肉搜索，很容易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构成了网络暴力。另外，网络反腐的低俗化倾向严重，很多举报信息往往和“情妇”、“二奶”等字眼联系在一块。
微博名是大学时的绰号
外界对这份报告的质疑，还延伸到了唐绪军和他的团队身上。就在《报告》发布会举行同时，有人发微博嘲讽：“一帮没微博账号的人居然敢研究如何使用新媒体？”“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有微博账号。没有使用就没有感悟，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但反过来，你只使用，没有研究，对新媒体也就一知半解。”对这个质疑，唐绪军理直气壮地反驳。
早在2011年微博兴起时，唐绪军就以“唐太重”为名注册了。说起这个微博名，一直表情严肃的唐绪军笑了起来，显出几分轻松。“这个网名源于我大学时的绰号。我这人从小就心宽体胖，体重超重，有同学跟我开玩笑，仿‘唐太宗’的谐音，给我取了这么个绰号。我觉得挺好，所以开微博就用了这个名字。 ”
今年54岁的唐绪军，玩微博的技术不比任何年轻人差。“我每天也会刷微博，关注的更多是传媒圈的同行。对我来说，微博是一个搜集材料的新渠道，可以让我在最短时间了解最新信息；我还和国内外许多传媒研究者相互加关注。”
“对于微博，我既要身在其中，又要跳出圈外，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吧。”微博对于唐绪军来说，研究的意义远大于使用。“我使用这些工具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观察、感悟和研究。”
唐绪军从事了近30年的传媒研究。1999年，他的专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近几年，他深切感受到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现在的心态很复杂，心有不甘，想方设法要维护自己既有的领地。其实更应该考虑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在新条件下发展？”这让他开始投入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与人们印象中文弱学者的形象不同，唐绪军身材魁梧，给人一种威严感。但聊得久了发现远不是表面所显现的那样，他幽默、诙谐，善于自嘲。在记者为他拍照时，问他可不可以把眼睛再睁大一点，他努力地睁了一下，然后一脸无奈：“实在没办法，我天生眼睛就小。”
唐绪军曾在微博中分享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朋友看到他使用手绢，就断定他是传统男人。“我是一个用手绢的男人，生活习惯上确实很传统，但思想上又比较现代和开放。做研究嘛，讲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思想是一定要开放的，思想不解放就容纳不了新事物，但做研究就必须小心，要扎实地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