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日 报周 报杂 志 人民网

黄哲伦:“我不是个合格的中国人”

他写了很多移民故事,用作品探寻自我

本刊特约记者 | 陈然 《 环球人物 》(

    花白头发、胡子拉碴的黄哲伦,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百老汇最活跃的华裔剧作家”,倒有点纽约布鲁克林区穷艺术家的风范。2013年5月,应首届乌镇戏剧节之邀,黄哲伦携早年作品《铁轨之舞》来华。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采访他是在一个早上,乌镇湿热的天气让黄哲伦落座没多久,一缕头发就无精打采地耷拉到额前,看起来古怪又好笑。“来这儿之后很多人叫我黄导,我说我不是导演,我只是个剧作家”。说话时,他的目光几乎不在任何一处停留超过一秒钟。这也许是生性的羞涩,也可能是作家的敏感: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而他拒绝成为被观察的对象。

    “不务正业”的银行家儿子

    虽是华裔,黄哲伦的中文却说得一点都不利索。他笑笑说:“我断断续续学过,但可能在语言方面天分不够吧。”与其说是天分,不如说是生活环境使然。

    1957年,黄哲伦出生在美国洛杉矶。他是第二代移民——1974年,父亲亨利在洛杉矶开办了远东银行,后来与一位出生在菲律宾的华裔钢琴女教师结婚。黄哲伦是家里3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唯一的男孩。为了尽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从他记事起,家人间就只用英文交流,也从不过中国的春节。

    对大多数的华裔家庭而言,孩子往往被鼓励从事法律、金融等“有钱途”的职业。进入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就读时,黄哲伦也向父母表示,这是为将来学法律打基础。至于走上戏剧之路,黄哲伦对记者说:“这纯属偶然。”

    读大一时,从没看过戏的黄哲伦被同学带去看了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我觉得自己也能做这个”。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剧本。大三暑假,黄哲伦参加了一个戏剧创作班,有幸跟随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剧作家山姆?夏普德和玛丽亚?伊瑞妮?福尼斯学习。他们教导他尝试着用潜意识来写作,黄哲伦意识到自己对与东西方文化相关的主题感兴趣,于是为学校里的宿舍演出写了一部《新移民》。

    这部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在学校上演时,令父亲落泪。父亲本来是为了纠正黄哲伦的“不务正业”才来的,然而看完戏,他发现儿子写的是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走过的经历”。被打动的父亲于是支持儿子前往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深造,后来还捐赠15万美元,打造了一个以儿子名字命名的剧场。“我认为这有点过了”,提起此事,黄哲伦的表情略微有些尴尬,他打趣道,“这听起来好像我已经死了。”

    1980年,《新移民》被百老汇看中,在纽约公演,并且为23岁的黄哲伦赢得了百老汇剧目最高荣誉奥比奖。从此,这个半路出家的华裔剧作家一发不可收,27岁前就写出了4部剧作。

    《蝴蝶君》是挂在脖子上的标签

    此次在乌镇戏剧节上演的《铁轨之舞》是黄哲伦的第二部作品。故事以1867年美国铁路华工的罢工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年轻的华工“龙”和“马”工作之余练习关公戏的故事。

    黄哲伦最有名的作品,当属《蝴蝶君》。1988年,30岁出头的他正是凭借这部作品,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戏剧界最高奖托尼奖的亚裔美国人。《蝴蝶君》以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素材,讲述了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中国京剧旦角演员的奇情故事,前者陷入了对后者的迷恋中,却在十几年后才发现对方是男儿身。

    写作的初衷,源自黄哲伦对西方作品中亚裔形象的不满。普契尼经典歌剧《蝴蝶夫人》中,日本女子与美国海军军官相爱并结婚,却遭到背弃,女子最终自杀。黄哲伦用《蝴蝶君》彻底颠覆了普契尼,为情而死的“蝴蝶夫人”成了西方男子,负心汉则成了中国“女子”,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的倒置、错位,为这部戏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蝴蝶君》获得极大轰动,《时代》周刊称:“黄哲伦是自阿瑟?米勒后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又一个重要的剧作家,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最好的剧作家。”“你很幸运能拥有一部代表你的作品,像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蝴蝶君》似乎就是我的代表作。对我来说,它像是一个挂在脖子上的标签。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很骄傲它能不断重演”。

    写作是自我坦承的唯一机会

    在美国,要成为全职编剧并不容易,最初黄哲伦耗尽心血写一部剧本,只能获得三四千美元,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因此他也参与音乐剧、歌剧和电影的编剧工作,他的作品曾夺得过格莱美奖。曾经有段时间,每当需要交房租时,黄哲伦就赶忙接一部音乐剧或其它更商业化的活儿。

    对他而言,这么多年来坚持创作更深层的动因来源于一种探寻自我的需要。“我一直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只是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因为严格意义上,我不是个合格的中国人,我从小不会说中文,大学时才开始对我作为华人的意义感兴趣。所以我想写移民文化、东西方问题,我想了解得更多。”

    在黄哲伦的故事中,经常出现他家人甚至自己的影子。《金童》的故事原型是他外曾祖父的3个妻子;《富贵关系》近乎于自传,只不过把主人公换成了白人。不过,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他的父亲,“《黄面孔》里有个角色就用了他的名字,其它戏里也有跟他相似的人。”

    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黄哲伦每年都会来中国一到两次。这也给了他新的创作灵感——2005年的一次旅行中,他去了一个新建的文化中心,“那里的一切都很完美,光洁的大理石、名贵的巴西木材,除了英语标识。例如残疾人厕所,被翻译成‘畸形人的厕所’……”黄哲伦以此为灵感,写了一部《中国式英语》,描述美国人如何在当今中国做生意,尤其涉及语言障碍问题。“相比小时候,我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的确是我意识转变的影响因素之一。我小时候几乎身边每个人都看不起中国,而如今每个人都对中国抱有期望。现在在美国,说出‘我是华人’这样一句话显得相当酷。但你是否喜欢自己,真的不应该建立于他人的眼光之上,应该建立在你对自己的感觉之上,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

    黄哲伦的现任妻子是个百老汇演员,一位个性开朗的金发女郎。他坦言,羡慕妻子“毫无保留的诚实”,自己却做不到。这一点从他笔下的故事也多少可以窥出端倪,他从不在剧本中跳出来自说自话,而仅仅是借角色之口表达隐藏的自我。“写作是你在生活中自我坦承的唯一机会吗?”记者问他。“非常正确,我的经验只可能写进戏里”,黄哲伦不假思索地答道。

任溶溶,半小时写出一部经典
黄哲伦:“我不是个合格的中国人”
孤独的村上春树
邵雍,皇帝请不来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