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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这是文学评论家刘绪源的话。任溶溶住在上海泰兴路任家的老房子里。房子是1942年他的父亲为了他读书方便，花好几根金条所购。前几年，听说这一片要拆迁，80多岁的任溶溶伤心不已，跑到好友草婴家大哭一场。好在最后没拆成。
两年前，一场大病让原本喜欢出门的任溶溶闭门不出，并谢绝了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活动。笔者数次沟通，任老才答应接受采访。201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恰逢老人90岁生日，上海市文联等专门为他举办了庆生及学术研讨会，他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场，只是一一打电话向前去的朋友致谢。
“摔倒了也抓把沙子”
环球人物杂志：任老您好，作为您的老读者，我一直想知道，您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如何转入外国文学领域？
任溶溶：我中学上的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雷士德中学，除了国文和地理，其它课程都是英文讲授，所以我在中学就过了英文关。中学期间，读了《鲁迅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喜欢上外国文学，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
我小时候念过3年私塾，旧文学根底不错，但总觉得古文比较难。念大学时，就特地选了中文系，因为觉得外国文学可以自修，还是读中文好。
读书的时候，我同时也学俄文。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雷士德中学的同学，他很早就学俄文了。因为他俄文很好，我就向他请教，从字母开始学，他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又找俄国人教我。这样我就学会了英文和俄文。其实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好好学，所以日语是“半吊子”。
后来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前几年学西班牙语时，觉得很方便，因为这两种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
环球人物杂志：您掌握这么多门语言，为何会选择儿童文学这个小领域？
任溶溶：我毕业后遇到一个机会，一个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当编辑，他缺少稿件，就请我翻译些作品。我就去外文书店买书，先看到的是迪士尼童话，美国运来的，彩色画页，漂亮极了。之后，就为同学翻译了不少童话书。
环球人物杂志：这么说，此前您并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任溶溶：没有，我是从头开始的，成年人的文学倒是翻译过，比如我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翻译过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后来翻译儿童文学成为我的兴趣爱好，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当时稿费不错的，比现在好。
环球人物杂志：新中国成立前，您就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溶溶：我和翻译家姜椿芳先生关系很好，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文教方面的领导人。他对我讲，你既然懂俄文，就翻译些苏联儿童文学，我翻一本他就出一本。姜先生是我的引路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我也译了不少儿童诗，走的就是他的路子，每个音节都和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哪里押韵我就在哪里押韵。1949年后，我好像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后来就一直搞这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文革”期间，您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在搞翻译？
任溶溶：1952年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文革”，之后就被下放到干校了。有一句广东俗语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那时周总理要求各地翻译世界历史，上海的任务是非洲。我就翻译了北非史。
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文革”初期学了意大利文，主要是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才感到快乐。我很狡猾的，借日文书就借日本革命作家的书看。
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翻译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成了我毕生最得意的事。那时候一边译，一边哈哈笑。
“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对付文字游戏”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是读您翻译的作品长大的，比如《彼得?潘》、《小鹿斑比》、《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您自己偏好什么样的童话？
任溶溶：我翻译的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皮，撒谎、反抗老师、打同学……这就要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翻译儿童书籍和翻译其它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任溶溶：我认为只能用游戏的态度来译童话书。我最大的本领大概就是对付文字游戏。比方说原文是简单得就像ABC，但中国人又不说ABC，我就翻译成简单得就像一二一，这就是文字游戏。
有一本书我至今觉得无法翻译，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好的译本是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他可是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光看他写的《施氏食狮史》就知道了。全文92个字，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大学问家、翻译家严复讲“信达雅”，他是用文言翻译的，而儿童书籍既然是写给儿童的，语言很浅，所以翻译时就照样应该用浅显的语言。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翻译的同时也自己创作，是受到翻译的启发吗？
任溶溶：开始我没有想过创作，但不知不觉就在学习。比方说，翻译之后我常常觉得不过瘾，就想如果自己创作的话，会怎么写。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后来把生活中看到的好的素材都用本子记下来。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上世纪50年代写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写儿童诗，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因为受到了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没头脑”和“不高兴”》以独特的幽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据说您创作时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任溶溶：这部作品主要是受俄罗斯童话的影响。1956年1月，我在南京西路上著名的“文艺俱乐部”——上海咖啡馆里为《少年文艺》赶稿。当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不快也不行，半个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
环球人物杂志：您创作的时候只考虑儿童，还是也想到成人？
任溶溶：我主要想到儿童，儿童是否喜欢是我所想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儿童文学，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品。
任溶溶：这不奇怪，但是不能怪儿童文学，因为它历史很短，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相比，是一门新学问。《格林童话》是最早的，也不过两三百年，所以大作品恐怕要慢慢积累。
环球人物杂志：儿童文学作者怎么才能写出好作品？
任溶溶：这是个大问题。儿童文学作者在中国处境比较难。他们中我最佩服张天翼，《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我都看过很多遍，我喜欢他的作品，他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
环球人物杂志：您自己对外国文学十分热爱且一直与之打交道，对翻译界的后辈有什么期待？
任溶溶：我期待的太多了：期待他们多出好作品，多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把好东西介绍过来。因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对我国文学很有帮助，可以借鉴。
有一套“快乐生活法则”
谈起翻译与创作，任老略显严肃，但生活中，他是一位非常有童心的人。也可以说，他的童心从来就没丢失过。
年轻时，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时，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他爱极了美食，在妈妈怀里时就开始学吃西餐。到老都和小时候一样，是个馋嘴猫。“文革”期间，“打倒中国的马尔夏克任溶溶！”的标语刷在他天天要经过的路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少儿出版社，他却视若无睹，胃口照旧好得很。那时上海有名的餐厅陆续关门，他就在家自己烹调。抄家时，发现他的银行存款只有一块多钱，母亲说他是“脱底棺材，吃光算数”。到现在，任溶溶还是爱吃，但因为身体原因很少出门了，好友去他家，会带上自家烧的绍兴霉干菜烧肉和茄汁明虾等他爱吃的菜。
60岁退休后，任溶溶被上海译文出版社返聘，又工作了20年。2004年，作为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庆典活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丹麦官方授权他翻译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任溶溶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早年翻译的近百万字译稿进行全面修订和增补，于2005年完成了唯一的官方授权中文版本。丹麦驻华大使米磊先生见到任译安徒生童话后，赞不绝口，称之为“高品质翻译”。80岁时，任溶溶还翻译出了美国作家E?B?怀特的经典童话作品《夏洛的网》。
从上海译文出版社“退休”后，任溶溶已是耄耋老人，却还是在家闲不住，又迷上了韩语。“以前还请教译文社的韩文编辑，不去社里后，也就没人指导了，发音不标准，但看到韩文我总想着试拼一下发音。”他开玩笑说：“电视里朝鲜火箭发射，我跟着拼火箭上刻的几个字，但还没拼出来，火箭就飞走啦！”
他喜欢与孩子们围成一团，给他们读童话、读诗。儿童文学作家周锐说，爱说话的任溶溶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他能不停地说，总是很幽默，而且“像苏东坡一样，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写进诗里。”如今，不能出门的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快乐生活法则”：只看高兴的东西，坏的事情不听、不看，也不想知道。
“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这是任溶溶数十年前在自己小本上写下的一首诗，也成了他一生的映照——这位“90后”翻译家，岁月面前不弯腰，大病面前不低头，所拥有的只有一颗快乐的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