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不拍神话式的武侠片

    1月23日，是个周三。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蓬蒿剧场，灯光打在舞台中央一位中年男士身上，台下是黑压压的观众。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关于武术文化的交流分享会，中年男士叫做徐皓峰——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兼武术顾问。徐皓峰还有一个身份是武侠作家，写过《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等深受武侠迷追捧的作品，新作《武士会》于201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从长相看，徐皓峰完全和“武”无关。他身着咖色棉服，头发微长，一副黑框眼镜，散发出浓浓的书生气。

    写的不是武侠，是武人

    徐皓峰说话不疾不徐。他先从上世纪80年代围棋界的故事说起。一位围棋界元老参加一个活动，有人上来挑战。连下两盘，元老都到第三步就认输，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专业优势，不能真去跟人家业余的较劲。徐皓峰又接着说了导演田壮壮年少时买萝卜的故事：看到一堆有点蔫的萝卜，田壮壮想都买下来，不料卖萝卜的老板不同意，说：“这样的萝卜你拿回去，别人会瞧不起我的。”讲完，徐皓峰感叹，曾经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职业的尊严，而现在，这种职业的尊严慢慢地丧失了。

    写《武士会》的初衷，便是寻找一种自尊感。书中民间武人李尊吾谨守不成家、不守财、不授徒的师训，苦修独行道。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李尊吾孤家寡人，但奋起抵抗，历经10年人生创痛与变故，最终达到武学巅峰。民国初年，李尊吾建立武士会，成为武林里的一代宗师。

    历史上确有武士会，与小说一致，1910年秘密成立于民间，1912年在社会上公开。它是袁世凯扶持的民间团体，首任会长为北洋军将领冯国璋。

    “我要写的不是浪漫想象中的武侠，而是武行里的武人。”徐皓峰说，清末、民国有一个明确的武人阶层，其中有的人还是社会名流，如开镖局无人敢劫的李存义、打败过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的孙禄堂、以剑术著称的东北军著名将领李景林，等等。小说中，徐皓峰探寻了武人行当如何产生：武人不是简单地以艺生存，而是有佛教、民间组织、皇家背景，八卦掌、太极拳出自清朝王爷府，形意拳出自反清地下组织。徐皓峰说，探究历史不是为了给它们强找背景，在小说中放入历史感，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小说中的人物本身就有的。“但现在，武人这个行当已经消失了。当代武人不以武为业，都是业余爱好者，武术队队员和教练则是国家干部。”

    徐皓峰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武行小说。在他看来，武行有自己的特质，有行规、专业，还有人的特殊心态和人与人之间特殊的人际关系，写行业小说首先要尊重这个行业，写出跟其它行业的不同才有价值。

    这种影响来自于徐皓峰最欣赏的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宫白羽成名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偷拳》是徐皓峰最早接触的武侠小说。他觉得宫白羽笔下的武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心态都十分真实。徐皓峰推崇小说的知性，他不满足于只写情怀，而是追求展现一个读者不知道的世界。“如果光写情怀、感受，我会觉得我自己就有，干吗看你的？除非你给我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我不知道的生存方式，这个对我刺激才大。看小说就是为了看世界。” 

    和两位传奇老人聊天

    对于徐皓峰来说，能一头扎进武林这个原本“不知道的世界”，也是一段寻求自我的过程。

    1973年，徐皓峰生在北京，从小热爱美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画画，后来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正值青春期，同学们都觉得压抑，徐皓峰说，班里40个人，以他领头的7个男生不按附中的教学体系走，自己去尝试新的画法，差点被开除。直到上了三年级，他的尝试才得到老师认可，毕业时画的两幅大油画还被附中收藏。 

    就在中央美院的老师想将徐皓峰招入油画系第四画室时，他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在美院附中电视机房看了不少电影，其中有一部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豹》，我对他的镜头感和人物调度非常欣赏，一下子感受到了那种美，很兴奋。” 

    然而，电影并不是他想象中的“纯美”。毕业前后是徐皓峰最苦闷的时候，他发现不可能在大学4年里学懂电影。他尝试写了很多剧本，投给各个电影制片厂，但没一个被采纳。“那时正好赶上商业艺术跟政治宣传片紧密结合的时期，这两个概念加在一起对我来说像谜一样，我完全想不明白。”徐皓峰说。 

    他只好到上海去给市委宣传部拍法制、宗教类题材的纪录片，拍了两年，觉得没劲，便辞职回家，从1999年到2004年，徐皓峰在家中一待就是5年。他多半时间都在看书，或者和两位老人聊天。这两位老人可不是普通人，一个是道教宗师胡海牙，另一个是徐皓峰的二姥爷李仲轩，后者是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34岁自武林退隐，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当看门人。李仲轩遵守与师父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

    很多人都喜欢和徐皓峰聊他这段“闭关”的经历，猜测他得到了李仲轩的“秘传”。徐皓峰笑答，他确曾跟李仲轩学过点武术，但由于老人发过誓不收徒弟，也没认真教，以致于他“一点漂亮的招式也没学会”。但正是这两位老人开启了他新的人生。1999年年底，他开始在专业武术杂志《武魂》上连载《李仲轩回忆录》和《胡海牙回忆录》。

    时任《武魂》杂志主编常学刚说徐皓峰的文章“可遇不可求”，“我编那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文章。”徐皓峰开创出一种新的写法：不从一拳一脚谈武术，而从文化、思想、人性层面谈武术，即使不练武术的人，也能从中找到共鸣，“把所有人生体验揉进武术，都能找到呼应”。

    关于李仲轩的回忆录2006年以《逝去的武林》为题出了单行本，被誉为当年的一本“奇书”，它重新掀起人们对于“武林”、“武侠”的关注。在这之后，徐皓峰不愿意再出讲武术的书，就把在《逝去的武林》中的未尽之意写成了小说。第一本便是2007年出版的《道士下山》，此书被称为“硬派武侠小说的接脉之作”。徐皓峰说，这部小说之所以会名气那么大，是因为它唤醒了人们对上一代人或者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记忆。“那些真实的武林人物，我这一代算是看到一点余影，比我们岁数再大一点的，60年代或者50年代的人，记忆可能会更多一些。”

    2008、2010和2011年，徐皓峰又先后出版了《国术馆》、《大日坛城》和《大成若缺》，一直到新近的《武士会》。这些小说所写的武术，都源自徐皓峰整理的口述史，是真实的，有人甚至把徐皓峰小说里写武功的部分摘抄下来，放到武术专业网站上讨论。

    找到一个点深挖下去

    这些真实的武术，徐皓峰也用在了拍电影上。

    2011年，徐皓峰自编自导的电影处女作《倭寇的踪迹》上映，讲述了一把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战刀从军营流落到江湖的故事。没有大明星，也没有炫目的武打特技，影片被安排在相当冷僻的时段上映，票房自然也不理想。不过，这部不被院线看好的电影，却在当年入围了第六十八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两个官方竞赛单元之一，“地平线单元”重在鼓励电影的实验与创新。在支持者看来，《倭寇的踪迹》人物性格饱满，逻辑顺畅，处处流露出徐皓峰特有的冷幽默，武打招式虽不炫目，却简朴中透出沉着，呈现出现实的美感。

    徐皓峰的第二部电影《箭士柳白猿》也已于2012年年初拍摄完成。依然是自编自导，剧本根据他在《中华传奇》发表的一篇小说改编而成。徐皓峰说：“导演如果能找到一个点深挖下去，其实是很幸运的事。”武林中人就是他找到的点。他的理想是做法国电影大师让?皮埃尔?梅尔维尔那样的导演，“他拍警匪片，每部都不一样，会不断加东西，所以我会不断地实验下去，去寻找新的样式、新的感觉。”

    虽然只拍了两部，但徐皓峰的电影已显示出迥异于新派武侠片的特质。他曾说，“如今大部分武侠片的本源不是武功，而是神话”，这种神话式的游戏，与他的武术观念有很大差别。他的电影既是“写意武侠”，也是“写实武侠”，既有画面的美，又有拳拳到肉的武打对决。这次和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合作，更把他的“写意”和“写实”发挥到了极致。

    王家卫拍《一代宗师》前寻访了很多知道或研究民国武林旧事的人，那些人总会说到徐皓峰的《逝去的武林》。寻访的最后一站，王家卫找到了徐皓峰，徐皓峰就给他讲民国武林的风气风情，讲民间武人怎么和官府斗。《一代宗师》的故事是王家卫想的，徐皓峰做武术顾问兼武戏编剧，另一位编剧邹静之负责文戏。

    《一代宗师》和以往的武侠片有很大不同，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不再飞檐走壁，他们回到了真实的生活当中，用扎实的拳脚还原了当年的武林。有人看过后评价说：“电影最精彩的部分一看就是徐皓峰的。”也有人质疑，“看不懂”。一向耻于辩白的徐皓峰这次却很耐心地出面解释：“观众看只有华丽动作的武侠已经看了30年，到了需要看更深层东西的阶段了。”

    展现传统中国人的样儿

    对于武术，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三国演义》里有，金庸小说里有，李安电影里有……但同时，现实生活中，又几乎不见它的踪影。这种极端彰显与极端隐蔽，让武术成了中国文化中一种神秘的东西。而在徐皓峰的作品中，武术又有了别样的情怀——和传统武侠小说、武侠电影写善恶争斗、除暴安良不一样，徐皓峰用苍凉的语气，讲述世事和人情，更借武林的兴衰，写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环球人物杂志：《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常说，武林已经逝去，希望有孝子贤孙能恢复它。你在做的，算这个恢复工作的一部分吗？

    徐皓峰：我的理想还是当作家和导演，不是文化普及者。写小说和拍电影是个性创作，最大的危险就是作者有做文化普及的嗜好，一旦有此嗜好，作品必贬值。

    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后来更正为“理想破灭主义者”，我觉得这么说是很对的。不管什么事，等孝子贤孙来恢复都是很绝望的，孔子学说等董仲舒发扬，王夫之学说等曾国藩发扬，都是数百年。数百年的等待，怎能不绝望？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过你的小说和电影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展现传统中国人的样儿。这个样儿具体是什么？

    徐皓峰：样儿是衣冠和办事规矩。没有样儿，就没有精神特质——这是民国新儒家代表人物马一浮的观点，当时许多人要恢复儒家，但都在谈义理，只有马一浮谈学儒就要学儒家的“艺”，作为一种生活状态保持下去，才能有儒家。几十年过去，事实证明马一浮是对的。儒家的义理很容易就被时代新理论打倒了。

    样儿指的就是文化的实物。有样儿，才能有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武术也是“文化实物”的一部分吗？

    徐皓峰：样儿也分死样和活样，死样是物品，如衣冠、车马。活样是行为规范和艺能，行为规范比如待客的礼数，艺能比如琴棋书画，武术也是艺能之一。中国文化，是要通过习艺方能体会的，所以孔子以驾车射箭的训练来教授儒家理念。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这种样儿到底是如何消失的？

    徐皓峰：由于自我诋毁消失的。百年来，我们做了不少次重大的文化反思，但往往是简单化的，以西方片面的理论对整体中华文化大批判。这种反思是毁灭性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的小说和电影中，哪位主人公最能体现你对中国人的样儿的认识？

    徐皓峰：《武士会》中的李尊吾。他的思维和行为是西化大潮下，中国人内在焦虑万分而外在又恪守传统的一个典型。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看待在李尊吾生活的时代，武人成为社会名流？

    徐皓峰：底层武人名流化，底层戏子名流化，是民国的文化特征。外表看是底层文化的提升，实则是高层文化的下降。武术和戏曲承担了以前由琴棋书画、诗歌、史书该完成的任务。

    环球人物杂志：写作中，你也在追溯为什么从明到清，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没有活力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徐皓峰：其实从宋朝就开始了。宋朝打压武将，却给文人极高的地位。明朝让文官大规模丑化武将。自卑者无德，武人丧失了精神高贵，自然痞子化。到了清朝，连文人也被丑化，文化传统被扭曲，文人也痞子化了。痞子是没有思想性可言的。延续至今，就成了个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