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扬：“我的风格和时代吻合”

    没见范扬之前，就听说他性格如同其作品一样潇洒奔放；见到他本人后发现，果然人如其名，他是那种在人群中最吸引人目光的类型。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他工作室时，他正在应人之邀写毛笔字，字越大，他越开心，饱蘸浓墨的笔在纸上豪迈地舞着，没几下就完成一幅。然而画画时，范扬却整个人沉了下来，细细地画，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画面出来，你一看，这不还是那个潇洒、奔放的范扬嘛。有人评价他的画是“大风吹草垛”，画中的树仿佛都能动。

    范扬对自己要求甚高，一幅字写一半，觉得写小了，喃喃道：“拿不出去。”刺啦一声撕了，不带一丝犹豫。言谈间，他又是随和、富于幽默感的。他说起写生，“古人的技法是有限的，而大自然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技法投入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这是从有无相生的传统智慧中悟来的，也是从小读《老子》、《庄子》和《雷锋日记》读来的。”有人给他照相，他站在最边上，旁人请他往中间走，他一摆手，“我去泰州看胡锦涛曾就读的中学。有他的两张照片，那么多班、团干部，他两张都站在最边上。我从他那里明白，现在站最边上，以后才能站最中间。”大家哄然而笑，他却不疾不徐道，“我还没站到最中间，只能等以后历史给我们这些画家排位置了”。

    耳濡目染的美学教育

    范扬身上的这份自信得益于早年成名，更是家庭熏陶。

    他出身江苏南通范氏家族。这是一个有着千年诗文传承的世家。从北宋范仲淹开始，到近现代，范家几乎代代都会出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人。“范家几支中，我们这一支专门管书籍。我记得小时候每年都要晒书，堂前堆着有膝盖那么高，都是善本。”现年58岁的范扬向记者回忆道。因为是世家大族，范家的门槛有50厘米高，“这样小孩子就不能跑出去玩”。与书海为伴，成了范扬童年里最深刻的记忆。

    “家族给我的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美学教育。”范扬说道。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房子很大，连接各个房屋的过道上挂满了画轴。就连一心操持家务的外婆，也会做些很“风雅”的事情。“外婆会在春天带着我们往庭院里栽藕，到了夏天，就长成满院荷花，看上去雅致极了。”

    外婆还是范扬艺术道路上的第一位指路人。“‘用墨要浓，用笔要厚，做人也一样’，我刚学写字，外婆就这样告诉我。”

    叔叔范曾则是第二位深深影响范扬的长辈。除了勾线条、打明暗等画画技法的指导，范曾对范扬最大的影响是自信心的建立。“小时候我还不大懂书画，问他：‘中国谁画得最好呀？’范曾回答：‘我！’其实那时候他还不怎么出名。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什么都能画。山水、人物、花鸟、大小粗细……都能画。’我再问：‘那全世界谁画得最好呢？’”满屋子人都很好奇，只见范扬沉吟一下，说：“我记得范曾想了一下，然后说，‘你说，中国最好是不是世界最好呢？’就像武侠小说中，一个人被武林高手以50年的功力灌顶后会功力大增，我就被灌过了。用一个时髦的词，这叫‘正能量输入’。这种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让我受益终生。”

    和范家的前辈们一样，范扬也一路顶着光环走来。16岁时，他给妈妈画了一幅梅花当生日礼物，妈妈觉得很有意义，把它裱了一直带在身边。上高中时，3个班150人，范扬的各科成绩都是第一，包括体育。“上大学要推荐，因为家庭成分，老师没推荐我。我就想，‘天生我材必有用’，果然‘恢复高考我必来’。”范扬笑道。1978年，他考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毕业留校不久，适逢第六届全国美展举办，老师说：“范扬，画幅画，去摸块牌子来！”范扬就真的以一幅工笔人物画《支前》一鸣惊人，摸来了全国美展的铜牌。“那幅画人物很多，花了半年时间，累得我一颗牙都坏了。后来的成稿有两张，一张被江苏省美术馆收藏，给了我150块钱；另一张大的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给了800块钱。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台彩电。那时候很牛呀，整个大学宿舍楼里只有我有，就像现在买了一辆大奔驰一样。”

    “南北相通，两京行走”

    初入画坛便一举成名，在备受鼓舞的同时，范扬也开始更加全面地完善自己。他专注于工笔人物画，用传统手法勾勒渲染，精巧而严谨。所画的“红衣罗汉”尤为出名，线条遒劲、表情丰富、用色醒目，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他也画花鸟、山水。他笔下的山水洒脱奔放，江山在纸上似乎都是驰骋的。

    本来已经在工笔人物上闯出名头，为何却转而探索花鸟、山水？范扬说：“一画人物就要受到背景、时代的影响，局限很大。我有一句理论，‘江山不改，人事更迭’，用《三国演义》的歌词说就是‘惯看秋月春风’。所以就改成画江山了。”

    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许宏泉曾写道：“范扬作品中，两分董其昌，三分黄宾虹，两分梵高，一分徐悲鸿，剩下的便是范扬自己的潇洒自在。”对这个说法，范扬的解释是：“我之前的单位是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徐悲鸿曾在那里任教18年，培养了很多人，我多多少少受到过他的影响；梵高画画喜欢用短线，回旋往复着，变化极多，我也是；黄宾虹的山水画得比较满、比较黑，这点上我和他有些像，当然其实我们是不同的；至于董其昌，他有个‘南北宗’的理论，说中国画分南北，北宗大山大水，南宗讲情趣。我也讲这个。”

    实际上，无论是画，还是性格，都能在范扬那里看到一种南北贯通。他生长、求学于南方，在南京师范学院执教多年，笔墨精巧，富有才情，作品中天然体现着南方的语言；而他又有北方人的基因——母亲一系有蒙古血统，2005年调入北京工作，现在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任副院长。范扬在南北间各取所长，作品愈见厚重、大气。他用了一枚闲章，叫做：“南北相通，两京行走”——“既有南北通州（南通古称通州），又有南北两京，这个章只能用在我一个人身上。”

    范扬说自己是内心强悍的人。“我的风格和时代吻合。绘画和时代是一致的。你看，汉代的绘画都很强悍；唐代的仕女丰腴健康；清末的仕女就是柔弱、病态的。目前的中国正是由弱变强的时代，人们需要自立自强的精神，我的风格正好吻合我们这个民族走向自信、自强、自立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我的价值。”

    在责任和愉悦间找平衡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山水画在近代以来，有什么大的变革？

    范扬：最开始都是继承古人。再后来呢，觉得古人的技法不够用了，出现了几个新画派。江苏画派、长安画派……他们走到生活中去。比如，傅抱石组织万里写生，在全国办展览，造成了很大影响，带动了一批画家。陕西的石鲁、赵望云他们也是提倡表现生活。而更早，广东的画家——岭南画派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的影响，描绘现实生活。应该说这几个画派是先锋。有他们先行，我们这才走过来。

    环球人物杂志：他们的局限是什么？

    范扬：他们没有完全脱开旧日的窠臼，是用过去的技法套现代画面。他们也画铁路、轮船、公路、电线，等等，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符号，比较勉强，显得生硬。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从一个长远方向上看，山水画如何继往开来？

    范扬：既往不可保守，开来不能胡来。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幽默、奔放和黄永玉有点像。

    范扬：小时候我见到过黄先生。他是个智慧幽默的人。小时候我觉得他画得实在太好了，后来可能我自己学会了——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觉得他似乎没我想象中那么厉害。再后来，我想通了，他是把艺术作为一种娱乐。我们把艺术当崇高的事业、精神的追求，而黄永玉是玩，他自己得到了精神愉悦，以无用为大用。从这个层面上说，黄永玉境界更高。画得好不好不要紧，你自己快活就行了。我们呢，还觉得，要对时代负责、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呀。但他已经放下包袱，勇猛进军了。

    我理解他，但我做不到。我们这个年纪的画家大多还在想让后人看到我们的画怎么佩服。

    环球人物杂志：有这种要让后人佩服的想法到底好还是不好？

    范扬：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有时候需要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把握平衡，在责任和愉悦之间找到平衡。既负了责任，也很愉快地生活，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