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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在印度，平均每3分钟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每22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首都新德里更是以高发案率被冠以“强奸之都”的恶名。可长时间来，这种罪恶始终被隐忍着、掩饰着。直至2012年12月16日发生在新德里的“黑公交轮奸案”终于把人们的怒火点燃了，身处国家心脏的印度门、总统府被高喊着“正义”的愤怒人群包围，印度多地也同时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最强烈的不满之声来自于兰贾纳?库玛利，她不仅组织游行示威，而且历数印度女性在强奸案件审理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义愤填膺地抨击了政府和警察部门的不作为，更指出根深蒂固的男性家长制作风正是导致性暴力泛滥的根源。
作为印度妇女运动领导者，库玛利不仅是著名的女性问题研究学者，而且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她曾领导发起了“我想要个安全的新德里”的游行示威，向民众呼吁：“我们希望女性在城市里能够自由、安全地穿过街道，没有恐惧、威胁或骚扰，也希望人们能够向那些被骚扰或伤害的女性伸出援手。”
年轻的新娘被烧死了
1956年，库玛利出生在印度东北部瓦拉纳西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父亲是纱丽制衣商。瓦拉纳西被称为“恒河圣城”，历史悠久却封闭保守。库玛利在6个孩子中排行第二，是最大的女孩子。从小，库玛利就对大人们谈论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而对于自己钟爱的事物，即便与旁人意见不合，她也敢于大声地说出来。
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是库玛利高中毕业后，她一心想去贝拿勒斯大学，但她的祖母——大家庭里最年长的人想要她去女子大学读书。“贝拿勒斯大学是男女同校，祖母认为，如果我去了那里会被带坏的。她们甚至为我办好了女子大学的入学手续，但我拒绝了。”最终，库玛利成功考入贝拿勒斯大学。研读政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1974年，大学毕业后，她又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继续深造。
1976年，库玛利完成了尼赫鲁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业，还在德里大学谋得一份讲师的工作。但一次经历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至今，当库玛利坐在位于新德里曼德拉街的宽敞办公室里回忆过往，依旧感慨万千——那天，一位社会活动家打电话让库玛利和同学们去德里格罗尔巴格的一户人家。一进门，库玛利就惊呆了：年轻的新娘被火烧死了，绑在她身上的绳子被烧成灰烬，散落在尸体周围。这就是所谓的“嫁妆死”——新娘因嫁妆不足而被夫家处死的一种印度社会陋习。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无论是警察还是新娘的家人都说她是自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不折不扣的谋杀案，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第一次被女人悲惨的命运触动了。”
那时这一陋习刚刚浮出水面，库玛利敏锐地意识到了“嫁妆死”问题有多么严重，“那之后，我开始研究她们为何会遭到杀害，这些嫁妆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进行利益交换的。”为了帮助女同胞争取权利，库玛利放弃了德里大学那个人人羡慕的工作。当时，大家都以为她疯了，只有母亲坚定地支持她，“如果你认为自己要走其他的路，那就必须勇往直前。”时至今日，库玛利依旧对母亲充满感激之情，“她支持我想做的一切事情……”
同时，库玛利选择了继续深造，在博士论文中，她重点探讨了乡村政治进程中女性缺位的问题。从那时起，库玛利就深刻地意识到：妇女权利问题绝不是几场演讲甚至示威游行就能解决的，只有打破男性在政治、经济和司法上的垄断地位，才能真正保护女性权利。
女人打破了沉默
1983年，库玛利创立了社会研究中心，专注于研究印度社会严重的性别和种姓歧视问题，并为被侮辱、被侵害的女性服务。“我们曾经困难重重，许多人都离开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我也曾离开过一段时间，但最终我还是回来了。”库玛利回忆道。
现在，库玛利不仅是印度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且出任妇女权利联合会主席，这是印度唯一一家关注性别歧视问题的游说组织。30多年来，她和她领导的组织不懈地与印度社会各种性别歧视问题进行斗争，从经济上、精神上援助过无数印度妇女。阿洛拉就是其中一位。库玛利第一次遇见阿洛拉时，她躺在牛栏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伤口正流着血。尽管丈夫将她打得动弹不得，她还是不敢要求法办丈夫。库玛利对她进行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导，帮她赢得了应有的权益。后来，阿洛拉成了社会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再也不惧怕丈夫的铁拳了。
“堕女胎，在印度民间非常普遍。无论是新德里，还是城镇、村庄，你都能看到很多广告：今天花5000卢比（1卢比约合0.11元人民币），明天你就能省下50万卢比。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妇女拒绝堕女胎后，遭到亲戚的毒打。”在库玛利看来，堕女胎不但是一种凶残的犯罪，也造成了印度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并进一步带来换婚交易猖獗、“嫁妆死”、家庭暴力、强奸案频发等各类社会问题。为此，她在印度全国发起了“我的女儿，我的力量”公益计划，旨在反对各种人为干预，纠正现有严重倾斜的男女比率。
库玛利还创建了社会边缘阶层的资源库，“我对数据统计很擅长，我认为这是非常必需的。特别是当你要为某一个问题辩护时，你就必须了解所有事实。”
历经多年的妇女运动，印度社会已经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女性不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决策的环境得到大幅改善……而让库玛利最高兴的是，“女人打破了沉默”，“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不甘当一个受害者，她们的家人也会和她们站在一起。”
政治不能让女人离开太久
对如何保障妇女权利，库玛利有自己的见解。“谈妇女权利，首先是人身安全和尊严，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得到保障的权利。然后是受教育权，印度妇女普遍缺乏教育，在教育资源获取上完全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必须得到大幅改善。再就是妇女参政、参与决策的权利，只有大量女性参与决策，才能重新构建性别关系，我们才有权重新定义社会、文化和宗教秩序。”
库玛利非常重视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利，她努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印度国会中为女性保留足够的议席。“只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各层次的决策中来，才能保障女性获得平等公正的政治与司法权。”尽管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但库玛利仍然充满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政治不能让女人离开太久。我相信，它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在为女性权利奋斗的过程当中，库玛利也找到了她的幸福归属。她在一次妇女运动中认识了苏德辛拉，两人于1977年结为伉俪。她的祖母从来都不接受这桩婚事，因为他们两人属于不同的种姓。如今她与丈夫及两个孩子住在新德里。
年轻时的库玛利风风火火，穿着打扮也很新潮。婚后，她回归印度妇女的传统形象，不但在额头点上了红色宾迪（吉祥痣），衣柜里的牛仔裤也让位给了纱丽。她微笑着解释说：“当女人们和我交谈时，会觉得我看起来和她们多了一些联系，这能让我更好地和她们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