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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父母给子女挑选伴侣，就像研究者透过放大镜观察切片一样一丝不苟：种姓、肤色、星相、身高、性格、学历、家庭、饮食习惯……唯独不考虑的是真爱。这也难怪，如今许多印度人仍把“爱情”、“坠入爱河”看作肮脏的字眼，婚姻大多仍由父母按照门当户对的准则来包办。不过，印度的那些勇敢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守护神——“爱情突击队”队长桑贾伊?萨赫德夫。
每年有数千人因爱而死
“爱情突击队”队长长什么样？高大健硕、骑士般勇武的侠士，舞着长矛、举着玫瑰？错！萨赫德夫是一个满头白发、面容沧桑的52岁男子。
萨赫德夫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胸怀理想。上大学期间，他参与多项政治活动，还曾担任过青年运动领导人。毕业后，他当了记者。随着阅历的丰富，他对现状的不满也越来越浓厚。
作为记者，他对印度国情知根知底，印度10亿多人口中有40%年龄不到18岁，但自由恋爱却不是容易的事，种姓制度是最大的障碍。
种姓制度是根据出身把人们分类，各种姓之间界限森严，通婚是绝对不允许的。这种制度在印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尽管1947年被法律所废止，但种姓观念和习俗仍根深蒂固。每年都会有数千名青年男女因打算和其他种姓或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结婚而被族人杀害，特别是很多女孩因自由恋爱被“荣誉谋杀”。即使是像萨赫德夫这样出身较高等级种姓的知识分子，也只能遵从父母之命结婚生子。这些都让萨赫德夫感到非常痛心，“年满18岁的人可以选总理，为什么不能选自己的爱人？”
和萨赫德夫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哈什?马尔霍特拉。20多年前，马尔霍特拉是一家旅行社的职员，有一次他打错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轻柔的女孩，两人就在电话里聊起天来。这下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通电话次数越来越频繁，他们日久生情。然而，当马尔霍特拉第一次见到女孩家人时，却遭到对方的毒打——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种姓。后来，这对恋人不得不选择私奔。
2001年情人节前夕，萨赫德夫和马尔霍特拉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和平突击队”，保护因种姓问题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恋人们。但这个名字不够响亮，号召力也不大，直到2010年初才招募到2000名志愿者。
2010年7月，萨赫德夫将“和平突击队”改名为“爱情突击队”，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口号：“爱情无罪！”如今，“爱情突击队”已有100万名志愿者，并在印度设立了7个行动中心。这些志愿者中，有记者、律师、教师、医生、店主、工程师、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曾经获得救助的年轻恋人。
胡椒喷雾器是唯一的“武器”
“‘爱情突击队’是印度唯一旨在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组织。”萨赫德夫为此非常骄傲。“爱情突击队”可以为想结婚的情侣提供证婚人，找到专业人士帮助他们获得法律援助，救助生命遭到威胁的情侣，甚至还为不被家人认可的小夫妻提供食物、庇护所。
“爱情突击队”有一个网站，12部热线求助电话。一天24小时，电话响个不停，平均每天有300个求救电话。“我们还会接到来自海外的印度人的电话，甚至有来自巴基斯坦的电话。”
接到电话或网络求助信息以后，“爱情突击队”会根据每对情侣的情况提供帮助：如果他们想结婚，父母却不同意，队员们就会去做父母的工作；如果他们遭到威胁或被锁在屋子里，他们就会想法营救。营救行动之前，他们会制订出不同的方案，其中包括风险评估、所在位置、涉及人群、逃跑路线、应变计划等。
情侣们为什么不向警方求救呢？萨赫德夫说，“事实上，连印度的警官也认为坠入爱河是种犯罪，就连媒体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个女孩跑了’或‘一个男孩领着一个女孩跑了’，他们打心里不认同年轻人这种做法。”鉴于警方和媒体的态度，“爱情突击队”的做法无法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他们只能采取秘密行动，还要尽量避开种姓制度信徒的报复，而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胡椒喷雾器。
最近，萨赫德夫同意了BBC记者的约见请求，为了保护“爱情突击队”的行踪，萨赫德夫特意叮嘱他：“到帝国影院来，你自己一个人来，我的一个队员在等你。”帝国影院在距离新德里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苍蝇嗡嗡飞，背包客在小摊前喝着果汁。记者被等候的队员带到“爱情突击队”的一个秘密庇护所，见到了萨赫德夫。庇护所比堆放笤帚拖把的储藏室大不了多少，但它对恋人们的帮助却很大。
萨赫德夫一边抽着纸烟，一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需要钱。我们快没有资金了，朋友们也掏不起钱了。”挽救恋人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非常昂贵。仅在新德里，“爱情突击队”每月的运营开支有时就高达5000美元（约合3.2万元人民币），虽然有些零星的捐助，但也是杯水车薪。
一对情侣的爱情故事
萨赫德夫和他领导的“爱情突击队”救助了无数对情侣，仅2010年就解救了5000人，他们中大部分都组成了家庭。其中最典型、也最让萨赫德夫感到自豪的，是拉吉维尔和玛杜丽这对夫妻。
23岁的拉吉维尔身材健壮、仪表堂堂，他不爱说话，但一双大眼睛充满了热情与希望。拉吉维尔12岁那年，他家对门搬来了一家人，他一眼就看到了玛杜丽。当时，玛杜丽14岁，身材娇小，明眸善睐，拥有迷人的笑容。拉吉维尔就此坠入了爱河，“我那时就想，长大了我要娶的就是这个女孩，她笑起来很美。”而玛杜丽也有和拉吉维尔一样的感觉。此后的几年中，他们一起上下学，并深深地爱上了对方。
不过，当他们向双方家长提出想结婚时，得到的答案是斩钉截铁的“不行”。拉吉维尔的家庭属于“塔库尔”，相当于地主；玛杜丽的家庭属于“班尼亚”，相当于小贩，是较低级的种姓。玛杜丽的家人把她带回老家的小村子，要强行把她许配给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
这时，拉吉维尔给“爱情突击队”打电话求助。当玛杜丽知道自己回到新德里能有安身之地后，就从小村子里的亲戚家逃了出来。当他们来到“爱情突击队”的庇护所，那里已摆好了鲜花、衣服和几件简单的首饰。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笑容，听到了鼓励和祝福，这对深爱彼此的年轻人就在这样幸福的氛围中结成了夫妻。
2011年，这对小夫妻勇敢地搬回到原来住过的地方。等待他们的是暴力和恐吓。一天，4个男人拿刀顶着拉吉维尔的喉咙把他带到荒郊野外，毒打了一顿，然后溜之大吉。刚开始，警方拒绝采取行动，在“爱情突击队”的努力下，警察总算准备了一份报告，但最终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玛杜丽相信，自己的家人也参与了作案。最近，又有人从屋顶往他们的床上扔砖头，所幸的是，当时他们都不在家。
拉吉维尔和玛杜丽的爱情故事只是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印度，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变革，不仅将遭遇重重阻力，甚至充满暴力。
萨赫德夫深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指望印度社会在短短10年里发生改变也不现实。他通过电视节目鼓励大家都来支持纯洁的爱情和婚姻，“人们应该公开、自由地恋爱，哪怕遭到骚扰、威胁甚至谋杀也不要退缩。一个人想跟谁结婚，那是个人的事情，任何人或组织不得以荣誉或宗教信仰的名义来反对。那些反对恋爱婚姻的老人们，请不要再对年轻一代表示愤怒，将心比心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想吧。”萨赫德夫信心满满地说：“这一仗，只要还能打得起，我就不会投降。因为我相信，爱能征服整个世界。”
编辑：李雪?美编：黄浩?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建学校救助脑瘫儿童，不想被称“富二代”
周晓丽：“别把我拔得太高了”
本刊记者 | 李鹭芸
6月20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了浙江省义乌市后宅镇银尔路，相比繁华的市中心，这里稍显偏僻。循着门牌，记者找到了12号，金属推拉门内一幢普通的四层楼安静伫立。10年前，这里曾是一家彩印厂，机器声日夜轰鸣。
这里就是义乌育智学校所在地，校长周晓丽因救助900多名智障、脑瘫儿童而被冠以“最美富二代”。先前约访时，学校老师以“周校长出差”为由把记者挡了回去。成功混进学校后，记者在三楼的脑瘫治疗室成功“截获”周晓丽，33岁的她白衣黑裙，脸上化着淡妆，脑后随意扎着马尾，精细中带着直爽。她说，推掉采访，是因为“压力有点大，媒体把我说得太好了”。紧接着，她又大声说：“对了，你们可不要说我是‘富二代’。在义乌、在我的朋友圈，就我们家这几千万的资产，说我是‘富二代’会被笑话的！”
为弟弟求医遇到爱情
若是放在十几年前，周晓丽确是名符其实的“富二代”。周晓丽的父亲周华龙是义乌最早的一批商人，先后做过贴纸、袜子和彩印生意。早在2000年，他就有了千万家产以及多处房产，还买了一辆百万元豪车，在当地颇为抢眼。
周晓丽高考落榜后，就帮家里打理生意，“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很快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如果不是弟弟的出生，她会继承父亲的彩印企业，成为义乌众多企业老板中的一个。
1996年弟弟周锦康降生，这让老来得子的父母欣喜若狂，可喜悦没持续多久，周锦康被诊断为脑瘫。父亲忙于生意，周晓丽就和母亲带着弟弟四处求医，陕西、山东、北京……经过治疗，6岁的周锦康能起身了，但仍不会走路。
有人告诉周晓丽，河北石家庄有个叫马飞的医生挺“神”。一见面，周晓丽发现，这个传说中的“神医”居然只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她失望了。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在马飞的治疗和教导下，弟弟在几个月后居然能站起来了，还学会了拿勺子吃饭、自己大小便。而马飞，也注意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姐姐，“我给孩子做康复治疗要按摩穴位，过程比较痛苦，其他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只有周锦康叫‘姐姐，救救我’。”很快，两人互生情愫。
起初，周华龙不知道两人在谈恋爱，只是看中马飞的技术，想特聘他到义乌当儿子的私人医生，年薪5万元。这对当时年薪不足2万元的马飞来说，条件相当诱人，“但马飞回答，来义乌的唯一条件是，父母同意我们订婚。”周晓丽羞涩地说。2002年6月，马飞来到义乌，不久后便和周晓丽喜结连理。
两个男人的秘密
周华龙本来一心希望女儿女婿接自己的班，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讲起丈夫当年被父亲赶鸭子上架的经历，周晓丽又好气又好笑，“让他去追款，信心满满地去了，两手空空而回，还一个劲儿替人家说好话。他太实在了，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回，父亲甩出一沓账本，‘你们自己算算看，光账面就能算出几百万的利润，你们还不想做是不是？！’后来经受的打击多了，父亲对我们都没脾气了。”
做父亲的继而又发现，女儿不仅嫁给了马飞，也嫁给了他对治疗脑瘫患儿的热情。马飞前脚到义乌，4个脑瘫患儿后脚就跟来了。周晓丽在照顾弟弟的同时，担负起了他们的辅助康复治疗工作，夫妻俩甚至在厂房里挂起了“脑瘫康复中心”的牌子。
不仅如此，马飞还成功“策反”了岳父。一天上午，周华龙和马飞关起门来谈了很久，下午周华龙就开始变卖机器、腾厂房。周晓丽至今不知道那天两个男人的谈话内容，每次问起，马飞就说“这是两个男人的秘密”。
工厂关门后，周晓丽夫妇有了足够的场地接纳更多孩子。2005年7月，“脑瘫康复中心”招牌旁多了“育智教育中心”的牌子，并于2009年被特批为育智学校，周晓丽任校长。“在我们这儿，教孩子是从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开始的，一次又一次不断地重复，有时一年才学会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就是这种“千万遍教学法”让周晓丽的弟弟发生了改变——生活基本自理，还能上网下载歌曲、搜索新闻。
育智学校的校长可不好当，一个出生富裕家庭的女孩能挺得住吗？“我挺能吃苦的，从学校出来不久就一直带着弟弟求医，没什么休闲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没想做慈善，只是因为石家庄那边的孩子跟过来了，后来又有很多人冲着我们过来了，收的孩子越来越多。是事情一步一步的发展，让我走到现在。”
10年来，周晓丽的育智学校已帮助了900余名脑瘫智障儿童。目前，学校有152个孩子，其中1/3的孩子在这里接受免费治疗。 “有残疾证的，有低保证明的，不够低保有村里开的困难证明也行，我们都免费。有家人支持、有政府补贴，我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听电话响，心里就发慌
“你很难想象我的状态：我人在学校，孩子在眼皮子底下，我是安心的；一出校门，看不到他们，这时要是老师打来电话，我的心就开始怦怦地跳，怕学校出事。曾有个孩子有天天没亮，就起来不停地抠寝室的门锁，结果把锁芯整个给抠了出来，就跑出去了。阿姨早上5点查房发现人不见了，就给我打电话。我、马飞和父亲分三路去找。我一路上都很慌，看到路边一只拖鞋，担心是不是刚刚发生交通事故；路过池塘，又担心他会不会玩水掉下去。结果我开车到浦江收费站才打听到他的消息，那里距离义乌有30多公里，想想都后怕。从那以后，我就留下了后遗症，一听电话响，心里就发慌。”
谈话间，周晓丽带着记者参观了中心。每到一个教室，周晓丽都会开心地笑着问，“周老师今天漂亮不漂亮？”这总能得到让她满意的答复。“这些孩子是不会说谎的。心情不好时，我就上来转一圈，能开心一整天。”
每一个学生，周晓丽都能叫出名字，什么时候收的，进来时怎么样，康复情况如何，她了如指掌。孩子们看到周晓丽也格外兴奋，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作业给她看。“这些孩子其实特别需要关心和鼓励。”周晓丽为学校制定了独特的收费方式：每天接孩子回家的，免费；每周接孩子回家的，每学期1000元；每半个月接一次的，1500元；每个月接一次的，2000元；一个月都不愿接孩子回家一次的，学校不收。“我就是强制性让家长每个月都接回去两天，多给孩子一些亲情上的关怀。如果不这样，一些不负责任的家长会把孩子放在这里一个学期都不闻不问。”周晓丽声音有些哽咽。
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收下便是为难自己。但每次周晓丽都会让孩子留下，“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能收的我一定都收下，我不想放弃一个孩子。”
坚持、放弃，曾在周晓丽心里斗争了无数次，她最终坚持了下来。“义乌人从商多，比较重利。我有些朋友想不通我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做这个不赚钱的学校，她们去名牌服装店挑衣服，从来都不试，一排衣服挑了就直接打包，觉得比较‘爽’；而我看着孩子们从无力站起到学会走路，从不会说话到喊出妈妈，这种幸福对于我，比购买名牌商品更‘爽’。我觉得和他们比，除了钱，我精神上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
对于周晓丽的做法，有人称赞她贴钱做慈善，也有人质疑她开着宝马X3还向政府申请补助，周晓丽很坦然：“中心的账目完全透明。我到现在也没有贴什么钱，只不过是房租而已。我不希望媒体把我拔得太高。汽车是我的个人财产，和中心没关系。慈善，我在做；生活，我也要享受。如果要我节衣缩食去做慈善，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欠了我的，做得不开心，肯定也做不长久。慈善，做到自己力所能及就好。”
但实际上，周晓丽现在很少开自己的爱车了，她也很无奈，“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要顾忌这么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