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郭凯不喜欢在周末工作。起初,出版社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他的采访定在周日,但郭凯果断地改成了周五下午4点。这样,只需在日常工作的间隙中挤出1个小时,就可以免去整个周日下午都被占用的痛苦。这,应该就是用经济学的效率优先原则分配时间的例子。
让王二讲透经济学
33岁的安徽人郭凯是北大的经济学硕士、哈佛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回国,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工作之外,郭凯还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里只有一个主人公——王二。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人物。上世纪90年代,在北大读本科的郭凯无意中读到了王小波的作品,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传统写作模式的叛逆深深触动了郭凯。因此,当他想为专栏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的最自然的选择”。
王二是个没有任何特点、很简单的名字。在郭凯的概念中,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身体微微发福、头发开始有点稀疏、衣着普普通通……总之,王二是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人。然而,每个普通人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朦胧中,他能够隐隐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但并不清楚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了?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王二诞生之前,郭凯也曾写过很多文章来论述这些问题,但是他发现,不管怎么写,都有很多读者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外汇储备。于是,他虚构了一个王二,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些留作种子来年用,一些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不多,根本没有余粮,但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除了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外,还剩下不少。王二于是把多余的粮食借给邻居罗宾逊。罗宾逊把借来的粮食当种子种下,秋收后可以连本带息还给王二。王二在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罗宾逊有了自己的外债。中国的外汇储备本质就是如此: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如美国),将来这些国家要还本付息。
复杂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就这样被郭凯用王二的故事轻松说清楚了。在郭凯笔下,王二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王二买火车票、卖粮、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通过发生在王二身上的生活故事,郭凯向读者揭开了经济现象的神秘面纱。
写让人看得懂的东西
郭凯高大儒雅、书卷气十足,与他笔下那个毫无特点的王二完全不同。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很幸运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写文章全凭兴趣,没人看挺好,有人看锦上添花”。因此,他的文章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既不意图取悦上级,也不意图谄媚民众。
环球人物杂志:王二的故事会提前酝酿多久?
郭凯:我一般都是写一两个星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难提前酝酿,也没有时间提前。先要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想清楚这个事情的经济学原理,最后要构思一个故事,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很痛苦。碰上好写的,下午三四点坐那,五六点就写完了。碰上不好写的,可能夜里12点了,还在纠结。
环球人物杂志:王二的系列故事很受欢迎,但我还是担心,这种用故事讲经济的形式会不会也存在一些缺陷?
郭凯: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做一些妥协: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事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缺乏,也有可能是没有花足时间,有时还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事都让我满意。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这个题材很好,但你真的编不出来这个故事,不得不放弃?
郭凯:有,有很多。很多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故事来表达,可能要绕两个弯。如果一个故事绕两个弯,这个事情就不可能说清楚了。所以我写的故事都只有一个弯,只能有一个弯。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学其实是很晦涩的,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应该把它转化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出去?
郭凯:我接触过很多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家,他们讲经济学都是很美的。一个想法本身就是很简单、很优美的。我写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背叛,他们中的很多人写东西是故作高深,故意加深这种壁垒,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只有他能谈论。其实,这些事情没那么复杂,而且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霸权的东西,你得让人理解。我在专业领域写的东西也是很晦涩的,但如果普通受众不是专业人士,那你就得写能让他们看得懂的东西,这是种义务,而不是选择。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在国外,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不是你切身体会的,当时为什么没去写一些美国的经济热点事件呢?
郭凯: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我关心中国的事情,我特别不想去介绍一些和中国百姓生活无关的东西。美国再怎么写都离中国太远了,特别是经济问题,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和中国差别很大。比如美国这几年是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而中国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写美国的事情,无论你说它好还是不好,都会引起很多争议。你说美国这件事情做得比中国好,国内有些人就会很反感,说你主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你说美国这件事情不如中国,又会有人说你生活在美国了,还说它不好,是“得了便宜卖乖”。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写中国的问题,无论你是说它好还是说它坏,也都会引起争议。
郭凯:写中国的东西我不怕引起争议,实际上能够引起讨论是件好事。我的稿子里分析问题的部分多,给结论的时候很小心。这不代表我没有看法,我只是不去向别人灌输我的看法。比如,我说油价涨不是因为垄断,很多人出来骂我。但涨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国际油价涨了,全世界油价都在涨。我只是说垄断不是导致油价上涨的主因,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垄断或者中国油价没有因为垄断而变高。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你可以去说中石油垄断,但是套一个不合适的事实去得出结论,那是不合理的。
经济问题不是非此即彼
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身份,让郭凯在看待经济问题时有了更多的考虑,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而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多维度的思考视角。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房价、物价、外汇储备、社会保障等等经济政策都存在很大的情绪,仇富心理也很严重,你觉得这种情绪有几分是理性的,几分是因为不懂经济常识造成的?
郭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不太理性的情绪化表达。中国富人富的原因特别复杂,有些人是很勤奋富的,有些人是特别钻营富的,还有些人就是富二代。富人不都是坏人,富人富起来的方式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他背后的制度造成的。你不要针对这些人,而且不能抹杀那部分因勤奋而致富的人。最重要的是,理性看待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有政策含义,是退回去还是往前走?重新吃大锅饭还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我想强调一点,当你看到结果不公平,应该想到把过程做到公平,而不是强制搞平均主义。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想告诉读者的,不只是经济学常识,还有思维方法?
郭凯:我觉得看待一个事情有很多维度,我希望我的读者注意到(还有别的维度)。刚开始学经济学,都会很单维度,尤其学西方经济学就是市场至上、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所以我刚开始看东西也是很极端的,但你慢慢就意识到走极左和极右都是很容易的,唯有公平和效率兼顾是很矛盾很难的。这和我的工作也有关系,我以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它是做宏观政策的,这里去掉100亿,那里加上50亿。做这些政策很简单,可每一个政策底下对应的都是人。你看过那些受到政策影响的人之后,你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在中国更是这样,每个政策都影响千万人。做政策和做理论不一样,不是你在表格上做做平衡就万事搞定了,你得看到那些脸,你得有点基本的关怀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的文章里不管是分析一件事情还是澄清一件事情,都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来论述。
郭凯:对,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网络上,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把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过度简单化。房价要么就高好,要么就低好;火车票要么就该涨价,要么就不该涨价。中国人群差别特别大,一个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要有不同的考量。在普通商品限购限价的问题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些东西反市场,但在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的问题上,我自己又持反市场的态度,认为应该限价。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是挺矛盾的,但这不是因为我矛盾,而是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我不极端。
但社会上,很多经济学家持有特别极端的态度,完全把复杂性忽略了。有的人说火车票涨就行了,价格决定需求,经济学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这话没错,但市场调节之后肯定是有钱人上得了车,没钱的上不了车,这就牵扯到一个公平问题。所以我就希望提醒大家,包括我的同行,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且不要以为有了理论就能很容易做出好的政策。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作一些非黑即白的结论,甚至很多经济学家也在有意无意地引导民众的价值判断?
郭凯:中国的网民很多,但大多不理性,网络上的很多东西一眼望过去,基本都没有深度。赢得网民的注意力是相对简单的,我写博客写了很多年,我知道写什么样的标题能够获得最大的点击,写什么样的调子会更受欢迎。
健康理性的辩论对于政策制定是好事,情绪化的辩论反而是误导。我特别担心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会对政策造成不理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制定的政策很多是在这些情绪的感染下进行的,那可能是不健康的。我还怕那些爱思考有理性的人,被这些极端的言论误导,而不去思考了。
大家好奇我为什么写这么轻松的经济学故事,而我更好奇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来写一些更严肃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受关注的吸引力是很大的,这种名气带来的回报也是很大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是有社会责任的,应该把事情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告诉大家,而不是轻易地判断对错,一味去迎合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