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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刊记者谈《知青》

梁晓声:“做好了播不出的思想准备”

本刊记者|刘畅 《 环球人物 》(

    早晨10点,敲开梁晓声家的房门,他一边匆匆拿毛巾抹脸,一边忙着去烧开水招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显得很疲惫。前一天刚从山东回京,第二天还要赶往青岛,自从5月29日由他担纲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梁晓声就忙得不可开交。

    《知青》以上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历史背景,描绘了一幅2000多万名知青从城市走进农村、“在广阔天地经受洗礼”的历史场景。这部没有明星、没有穿越、不靠炒作、题材也不时髦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很快成为同时段的全国收视冠军,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说是因为真实,这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呈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有人说是该片对历史的再现引发了怀旧热。但也有观众质疑,荧屏上的知青生活和形象与他们当年的经历相差很大;还有人在猜测,主人公赵曙光的原型到底是谁?

    原本不用手机、不上网,认为做编剧就应该偷偷猫在幕后的梁晓声,在这部剧播出后全变了。他不停地接电话,耐着性子坐下来,应付自己“烦透了”的事情——接受专访,答记者问。

    对淡忘历史的人深恶痛绝

    出生于1949年的梁晓声,在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位作家。从《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年轮》,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引起过轰动。1994年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年轮》播出后,梁晓声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透露,那将是他在该领域的“封笔”之作。他食言了。如今,他不仅继续从同样的领域寻找素材,还索性将片名直接命名为《知青》。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想到写知青的,有人说这部剧里的主人公赵曙光有习近平副主席的影子,是这样吗?

    梁晓声:我从未想过这两者的联系。

    我最早有这个构想是在2007年两会上,我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论文化在政治之上》,谈到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有13亿人口,文化仅仅呈现爱国主义是不够的,还要有其他的普世价值;同时,我也毫不留情地用尖刻的话语批评了我们当下的文化,尤其是影视,几乎体现不出历史的连续感。我们的下一代人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比如民国、清朝、明朝,甚至再往前到商周,都能如数家珍,因为都拍过电视剧,但对于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尤其是“文革”10年,认识几乎是空白。我觉得影视是在规避、过滤、遮掩,最后达到“漂白”,也就是把这段历史洗掉了,没有了。但事实上,这段历史是整个国家共同经历的,见证人都还在,怎么没有了声音?这些话说完,两会现场鸦雀无声。

    环球人物杂志:因为反对这种“漂白”,才激发了您的创作吗?

    梁晓声:不是,是后来有人开始不避讳地说这段历史,但却认为过去好,这不是“漂白”之后又逐渐“泛红”吗?“漂白”我还好理解,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有10年的痛苦记忆,淡忘也就淡忘了吧,人们也不一定总要瞪大眼睛回忆过去的苦难。但不能把“黑”改成“红”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狠话:凡是主张回到过去,觉得过去好的,如果是我的同事,就老死不相往来;是我的学生,就断绝师生关系;是我的朋友,就割袍断义;是我的爱人,立刻把爱收回。我对那个年代是深恶痛绝的,而且我对淡忘历史的人也深恶痛绝。我同时还感受到这种逐渐“泛红”对一个国家是危险的,没出息的,让世界瞧不起。我就想,要是有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填补上。

    环球人物杂志:这个题材很敏感,您没有顾虑吗?

    梁晓声:西方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对于写作这件事,当认为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决定开始,这时候的写作就没有意义。

    作家之所以写作,追求的意义就在于条件并不具备而他依然要去尝试写,这才是知识分子,要担当这个。那时候,我在网上发表过一个电影剧本叫《北方的森林》,就是写“文革”中的北京的。我在前言中说,明知这部电影拍不出来,但我还是要把它写出来,至少要让人们知道有作家这样想,并且以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了。

    当然我也知道拍这个题材不容易。2008年,山东影视中心来找我,说想拍知青题材,我说这个题材很难,没想到半个月之后他们又打电话,说他们还在等,我这才动了心。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制作方提出了什么要求吗?

    梁晓声:我到山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给我多大尺度呈现出那个极“左”年代的背景和特征?如若完全不给我尺度,我不参与这件事情。他们说要做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我说如果不尊重现实题材的创作方法,既无史性可言,也无诗性可言,等于言行不一。他们对我表示尊重。于是我从2009年开始创作,到2010年年底剧本才出来。

    特殊年代也没有放弃对温暖的坚守

    几乎从播出的第一天开始,与高收视率如影随形的就是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青对该剧的质疑。“他们都衣着光鲜,可我们当时不少人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他们都是俊男美女,事实上,高强度劳动让那时的女孩子体型变得强壮。”“劳动是单调且压抑的,在麦收时节是不可能先举行一场割麦比赛的。”诸如此类的争议,直接否认了该剧的历史真实性。

    环球人物杂志:有当过知青的观众认为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不同,认为剧情不真实,您怎么看?

    梁晓声:假如我们搞一个专题,让所有的知青都回忆当年的苦难,会有许许多多的知青,提出形形色色的苦难,可能有很多经历远比我们表现的强烈得多。但我想我不是在做知青苦难史的纪录片,我之前的作品也写了很多知青的艰苦,我觉得已经够了。同时,我发现表现思想的成长在以前的作品里是不够的,我想通过这部剧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对时代的粉饰,而是要表达我们在特殊年代也没有放弃对温暖的坚守。

    每一个个体的知青构成了知青群体,知青群体是我们共和国一段国家记忆的活化石,因此我在写《知青》这部剧的时候,既把他们当成剧中人物,也考虑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见证。当然,那个年代更悲惨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这部剧毕竟不是直接的“文革”阐释实录,它还是文艺作品,因此我只是着重于表现“文革”对于人性的扭曲,对于人格的打击。在那个年代,一个人要是按照人格原则来要求自己的话,对自己也很不利,那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把这点表现出来,才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环球人物杂志:思想的成长具体指什么?

    梁晓声:那一代知青思想的成长,我个人认为恰恰是在“文革”当中。知青不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开始反思,其实在那之前就已经反思了,已经向自己的内心叩问了,因此像赵曙光说“中国病了”,那就是“文革”中的事情。因此,在“文革”中有很多知青就有了更加坎坷的经历,戴上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帽子。如果没这种反思,1976年天安门前的“四五运动”就不可能产生。

    环球人物杂志:但很多人觉得您不写苦难写温暖,让此剧过于理想主义。

    梁晓声:我很反对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身心伤痛,从此觉得这个社会任何人都是不可信任的。看文艺作品的时候,也看不得表现温暖的,觉得都是假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之所以表现温暖,和我的文学理念有关,归根到底文学艺术是为了使人变好,就这么简单。写不好的人和事,也是为了使人和社会变好。可恰恰是这种温暖的表现方式,在我们中国太少了,我们写人和人斗写得很来劲儿,似乎不斗就不是艺术,但我经常想,我们这么多人,天天看着人和人怎样斗,公司里斗、社会上斗、家庭里斗;60年代的人在斗,“80后”、“90后”也在斗;为了爱情斗,为了事业斗,为了家里一点儿财产斗。我们有没有一种文化来告诉大家,其实人可以不那样活着,整个社会的方向也不应该如此。

    我们的文化说到底应该塑造一种理想,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放弃了这一任务就完了。

    那一代人为国家付出最多

    梁晓声说,从2009年提笔创作到拍摄直至最后送审,他预计的上映时间是2014年或2015年。他甚至提醒剧组:“可能中央台播不了,甚至相当长时间连卫视台都进不去。”“我们已经做好了播不出的思想准备。”梁晓声对记者说。

    拍摄时,梁晓声还给导演张新建写了一封信《歌者在桥头》,信里他谈到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问题,他说这个题材虽然很复杂,但希望团队不要自行阉割,要最大程度地去做。梁晓声形容自己这回像是钻进了孙悟空为唐僧画的“防妖圈”,所有人都知道此圈内是禁区,绕着走,没人敢当“涉险者”。而他最终迈了进去。

    环球人物杂志:从创作到拍摄、播出,其中最艰难的是什么?

    梁晓声:我们原来以为送审会很难,简直是自己去触碰100万伏的高压电,当闯过来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们的审核部门也表态,如果你们的电视剧能够有文化价值,而不是一味控诉,我们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左”到家,决不允许。所以这部戏也是审核部门的一次姿态亮相,等于有一种不见诸文字的告知——审核部门并不是把什么都一棒子打死。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这部剧是有意义的。

    环球人物杂志:有网友说,您认为知青的经历可以和长征相比,是把知青拔得太高了。

    梁晓声: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过,但是知青这一代总体说来,是为这个国家付出最多的一代,又是承受力很强的一代。我对他们很尊重,也希望下一代人看到这些,更加体恤自己的父母长辈。

    环球人物杂志:这部戏播出后,是否达到了您预期的效果?

    梁晓声:一方面,我们听到一些负面评论认为我们做得很不够,但第一个当然会有不足;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把这部剧当成是示范,他们会想,这些人能做我们为何不能?最终跨进这个领域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段空白就会被填补上了。填补上历史的空白很重要,这能让国际上看到我们国家是能正视历史的。如果你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你再说别人不能正视历史时就底气不足。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什么遗憾?

    梁晓声:准确来说,这部电视剧并不能称为“全景式展现中国知青的生活”,而只描绘了中国北部地区知青的生活场景。在广东、云南、上海郊区等地所拍的戏被删减掉了。还有主题曲《青春无悔》,我个人非常反感把那一代叫做是理想的一代,事实上,那10年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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