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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部《红楼梦》，痴的恐怕不只是作者。作为“当代红学研究第一人”，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一痴就是六十载。95岁高龄的他，直到去世前10天，还在向女儿口述一部关于红学的新书大纲，书名叫做《梦悟红楼》。
2012年5月31日，周汝昌在家中逝世。人往往会在最后的时候怀念最初，前去送别先生时，笔者不禁回想起最初认识先生时的情形：那是1980年，笔者还在读研究生，写了一篇论文《史湘云嫁贾宝玉说》，斗胆寄给了素昧平生的周先生，不到一周，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满是热情的鼓励。
与周先生交往32年，又曾为他写过传记，在此仅略述先生事，算一种别样的纪念吧。
为《红楼梦》给江青写信
1953年,在四川华西大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周汝昌，因出版《红楼梦新证》一书声名大噪。这部洋洋洒洒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的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这个昔日燕京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就钻进了红学当中，60年间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47部。“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周汝昌先生曾作此诗来感叹自己毕生所学。
说起来，周汝昌之所以会对《红楼梦》倾注毕生精力，还要归功于胡适先生。那是1948年初夏，正在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后来两人便经常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这是周汝昌于2005年出版的《我与胡适先生》中的一句诗文。胡适也曾在到了台湾后，与他人通信时称赞周汝昌是自己“最有成就的徒弟”。
但是，《红楼梦新证》出版后不久，就发生了批判胡适和红学家俞平伯的政治运动。许多文章连带着批判《红楼梦新证》，说周汝昌是“胡适实验主义的信徒”，态度“极不老实”。刚刚进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的不同观点。后来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把周汝昌和俞平伯区别开。最先向俞平伯“开炮”的李希凡奉命写了一篇《评〈红楼梦新证〉》，虽然有所批评，主调却是保护。此后，文化部系统一直流传着毛主席很欣赏《红楼梦新证》的说法。
1969年周汝昌去湖北咸宁参加五七干校，只待了一年，就被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到北京，而其他同事却在干校待了三四年。1973年到1975年，全国掀起了“评红”运动，《红楼梦新证》被印成大字本，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1974年，奉中央命令，这本书得以重新修订出版，由原来的39万字变成80万字。周汝昌由于赶时间修订新版，导致视网膜脱落，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只保留了零点几的视力。
“文革”中还有件事值得一说。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助教露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8月访问中国，在与江青多次长谈后根据采访笔记写了一本名为《江青同志》的书。在书中，江青对维特克这样说：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红楼梦新证》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他在“文革”中受到攻击的时候，自己曾努力保护他（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而事实是，那段时间，为了追寻据说在日本的《红楼梦》珍贵藏本，周汝昌给江青写过两封信，给姚文元写过3封信，要求中央出面帮助查找。后来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信，说已经找到了当事人，但没有结果。这件事在“文革”结束后曾被调查，结论是周汝昌给江、姚写信纯粹是为了学术，与政治无关。
爱上了史湘云
在研究红学上，周先生将文史哲打通，考证、论证、悟证并重。因此，那些不能摆脱新旧教条束缚的研究者很难理解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的一些红学观点。
在对红楼人物的研究中，周先生最大的突破在史湘云。按照过去的观念，“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主线，而周汝昌在研究中则认为，八十回后佚稿中，史湘云才是最重要的女主角。他大胆提出：黛玉逝后，宝玉、宝钗成婚，宝钗早逝，湘云沦为乞丐，与宝玉相遇成婚；木石姻缘指的是宝玉、湘云的姻缘；宝玉、湘云才是故事之主；黛玉根本就不是还泪的绛珠仙子；史湘云的原型正是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妻子。难怪王蒙调侃说：周汝昌先生爱上了史湘云。
周先生其人，其实有点“呆”，因为他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曹雪芹和《红楼梦》，除此之外的世界，包括人情事理，就几乎全不关心，自然也就十分隔膜。笔者虽然和周先生相交长达30多年，然而每次去周先生家，除了谈红和说曹，周先生不会有别的话题。有两次我和周师母聊点社会上的事，还没说上几句，周先生就打断说，我们还是谈《红楼梦》吧，我和周师母、周先生的女儿伦玲都忍不住笑起来。
周先生研究《红楼梦》，已到了一种“痴”的境界。他的儿女曾有点抱怨地对我说过，周先生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烧香、上供，“你问问他我们的生日是哪一天？他根本不知道!从来也不给我们过生日。”
不喜欢被称作“红学家”
周先生虽然从事学术研究，本质上却是个诗人，他写诗像说话一样，张口就来，一生创作的诗作极为丰富。他还是书法家，临王羲之的《兰亭序》几可乱真。他对甲骨文、戏曲等也有研究，且都有著述。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曾把陆机的《文赋》、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翻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并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周先生是个全才，而他的知识底蕴都是根基于中华文化的。在我看来，周先生的了不起，不仅仅是他的观点怎么样，更在于他的治学方式、文化精神。
周先生算是清末民初的人，1918年4月14日生于距天津城25公里的咸水沽镇。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生于乱世又是一个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
他对学问的痴迷，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从青年时周汝昌双耳就逐渐失聪，左眼1975年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在一起方能看书写字。他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纸张背面任意书写。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大过核桃，且常常串行重叠。近3年来，右眼仅存的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继而改成了向女儿口述。先生曾说：“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
周先生在红学界一生都很孤独，因此，他屡屡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他也不喜欢被称作“红学家”。
2012年年初，周先生出版新书《红楼新境》。有人请他评价自己对红学的贡献，周先生说：“我既不能王婆卖瓜，又不能假谦虚，所以实话实说吧，我最重要的一点贡献在于我研究《红楼梦》是用‘大视野’的眼光和心态来进行的。《红楼梦》不是一个好玩的小玩意儿，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因为它包含了我们民族的文史哲和真善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最美的大整体。我还是没有很高的水平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好，但我的努力方向却是如此。”这便是先生那辈学人对文化的担当。
为周先生送行，我题写了史湘云《对菊》诗中的两句：“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意在其中，味在其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