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盲目追捧“苹果”

    在黄浦江畔，从华夏银行大厦9楼杨兴平的办公室眺望整个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国经济的未来仿佛就在眼前。作为中国第一代智能手机的开发者，杨兴平2001年回国创办多普达公司、并推出第一代智能手机至今，已经整整10年。现在他的身份是上海自然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这是一家靠专业技术为股民提供智能决策和风险控制服务的公司。不过，当谈起IT和手机业的话题时，杨兴平依然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他的会客桌上放着一本《乔布斯传》，我们的谈话就从这个英年早逝的天才人物开始。

    乔布斯是“最伟大的小偷”

    2000年，杨兴平曾在美国硅谷一家科技企业任职技术副总，和苹果公司在一个楼里办公，后来这家企业将自己研发的手机操作系统卖给了苹果。在杨兴平看来，中国人对苹果产品盲目追捧的成分很大，而真正了解其核心理念、独特价值的人却很少，包括对于乔布斯的崇拜，都有一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味道。

    环球人物杂志：您了解乔布斯吗？

    杨兴平：见过面，但真正了解他是通过他的一位几十年的老相识。乔布斯的这位朋友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董事长，其夫人是乔布斯介绍的，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上的交情都很深，而我和这位董事长的私交又很深。

    在我看来，乔布斯不仅不是“神”，说得更刻薄一点，他做人也没做好，当年被从苹果赶出去也是因为人缘太差了。他是一个极端追求完美的人，简直到了变态的边缘，眼里容不下任何瑕疵，为了达到目的会不近人情，甚至可以不计一切后果，这令公司里很多人都恨他。在大部分员工眼里，乔布斯是一个缺少朋友的“暴君”，动不动就敲打员工脑袋，大喊“下地狱去吧”或者“你们这群白痴”，经常因为一个员工犯了小错误，就大肆批评整个团队。员工们跟着他，觉得能创造出世界级的伟大产品，但并不代表他们喜欢乔布斯。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微博上称乔布斯是“最伟大的小偷”，“小偷”一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杨兴平：虽然我认为中国民众对乔布斯的“神化”是盲目的，但“乔布斯是伟大的小偷”这句话绝非贬义，而且也不是我原创的。

    这里所说的“偷”，指的是乔布斯自己没有研发原创性技术，而是把他人的成果拿来，为己所用。但乔布斯“偷”得非常高明，把已有技术重新组合，融入了新的创意理念，在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方面开创了全新的思路，所以他是伟大的，但这种伟大仍然是站在他人肩膀上的伟大。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功都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牛顿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程度不同的“小偷”。但如果只是表面上的抄袭、模仿，就成了“山寨”，没有学到本质，而沦为一种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苹果产品没有科技创新”，但每一代苹果产品都有新奇的功能，如：伸缩触摸屏、虚拟键盘等，难道这些不是创新成果吗？

    杨兴平：苹果产品所采用的技术都是已经存在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苹果都没有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基本上是那些发明新技术的公司为苹果提供了现成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但许多人觉得苹果产品很新潮、很时尚。产品这样“抓人”也不易啊？！

    杨兴平：你觉得乔布斯本人追求时尚吗？他每次出现都穿同样的衣服，可能同一款式就有几十套，美国人会觉得他好像十几年没换衣服似的。事实上，乔布斯追求的是经典、是完美，但不是时尚。时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而经典和完美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乔布斯是一个崇尚简单的人。苹果产品的外形往往选用大众最容易接受的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以及流线和直线等经典元素；外观颜色更是选择黑、白、银这3种基础色，穿插蓝（天空色）、绿（自然色），从外部设计到内在逻辑都是简单的，却深入人心。由于每一处细节都融合了外在美与内涵美，使产品具有一种“气质”，可以从内心深处打动消费者，使他们从文化心理上产生共鸣。一旦消费者成为产品的崇拜者，也就成了企业最忠诚的品牌传播者和产品销售者。

    环球人物杂志：如您所说，苹果产品的创新之处不在技术上，那么它的创新体现在哪里呢？

    杨兴平：苹果公司的法宝是把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完美结合，并做到极致。它的思路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首先考虑用户的问题在哪里。比如手机上网的问题，2001年时，多普达公司就开始在中国推广手机上网的概念了，但实用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都没有3G网络，所以网速特别慢。但苹果公司很巧妙地借助于当时非常普及的WIFI技术，使得上网速度快了很多。此外，像iPhone的伸缩触摸屏，上网效果比其他任何手机都要好；虚拟键盘技术也是已有的，但苹果做了巧妙的组合运用。苹果的高明之处就是把世界上所有好东西进行最完美的组合。它创新的不是技术，而是用户体验，苹果公司的很多专利都是关于用户体验的创意。

    环球人物杂志：苹果产品能称霸全球，其奥妙何在？

    杨兴平：首先，乔布斯从不冒险去研发基础性技术，这大大规避了市场风险。因为大部分搞技术的人很容易去追寻超前的东西，但是任何一款新技术都需要市场的检验。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是巨大和持续的，也很难获得市场的认可。事实证明，90%的技术创新都失败了，无法最终形成产品。

    其次，苹果公司从不涉足不成熟的产品领域。以iPod为例，其实MP3这种产品早就有了。当苹果公司看到这个行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积累都成熟了，就直接进入，寻找相应的技术为它所用，全面满足客户需求，并且把每一款产品都做到极致，成为消费者的最佳选择。

    “急功近利是中国企业的最大问题”

    2001年，杨兴平创办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研发并推出了中国第一代智能手机，他想打造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苹果”品牌。2008年，因与投资方出现矛盾，他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担任了TCL公司的CEO，负责手机业务。在手机领域将近10年的摸索，让杨兴平对创新的理念和中国企业的发展，都有了新的认识。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在美国工作多年，回国后中美对比，您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杨兴平：现在技术创新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真正伟大的产品往往是从心理上、精神上影响用户，这种产品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以现阶段的国情，我们很难完成核心技术的研发。从人才培养机制和研发投入规模来看，中国都达不到美国的原创能力。而中国大部分企业对于创新的理解存在误区，仍然致力于技术创新，导致许多企业经受了灾难性的打击，特别是家电、IT、电脑行业一度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苹果的成功在中国能够复制吗？

    杨兴平：很难。目前中国企业都比较急功近利，苹果公司却是三十年磨一剑，中间吃了大苦头，还在濒临倒闭的边缘徘徊过。如果不是乔布斯有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苹果也不会获得今天的成功。中国企业家习惯于从表面上理解苹果成功的原因，但是原理性的东西完全不知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是非常浮躁的，以投机赚钱为目的，急功近利为导向，没有从内心深处打动消费者，触及消费者的灵魂。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一些中国企业已经走向海外市场，宣称要打造世界级企业，您觉得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

    杨兴平：联想、TCL、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国内是很优秀的，但还不具备发展成世界级企业的基因。到目前为止，这些企业还没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取代的。国内企业是靠大规模的生产制造降低成本，用价格优势与国外竞争。而世界级企业都是产品附加值很高、利润率很高、品牌影响力很大的。另外，国内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有问题，主要靠薄利多销，以数量取胜，导致利润率过低，电脑、手机、汽车等行业都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要成为国际级企业，必须有自己的DNA，必须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商业模式也要从卖硬件变成卖服务，也就是连续的盈利模式，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另外，目前大部分国内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赚钱，没有长远的理想，急功近利的思想非常严重。像外国企业那样3年不断投入、5年不赚钱地搞研发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与整个大环境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这一代海归的价值还没充分体现”

    1961年，杨兴平出生在湖北钟祥市。1978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后，本科学的是核电站专业，研究生学的专业则是自动控制。1985年到美国加州大学读人工智能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波士顿、硅谷等地工作，逐渐升到了公司高层的位置，却总感觉“已经顶到了玻璃天花板”。2001年，中国教育部实施“春晖”计划，邀请了十几个美国留学生回国访问，杨兴平感到在国内发展的未来会比在美国更好，因此选择了回国创业。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女儿2011年刚被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您是如何教育子女的？

    杨兴平：4个字，顺其自然。我从来没有强迫女儿读书，成功不是只有学习成绩好一种，有些孩子适合读书，有些适合别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我主张自由的、人性化的发展，培养小孩更多的兴趣。另外，价值观的培养很重要，要让孩子感受爱、学会爱。我女儿出生时，一个朋友告诉我，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你爱她，要拥抱她、亲吻她，让她有被爱的感觉，这比什么都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前段时间网上一直热议“中国人的创新能力问题”，一个结论就是国内的教育体制束缚了年轻人的创造力，您怎么看？

    杨兴平：中国人不缺乏创新的能力，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比较浮躁，人们很难为了一个理想中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生活在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一代，也很难为了梦想持久追求。现阶段大家的物质欲望还没有满足，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后，物质已经不能再满足内心的需要，而要追求生活品质的时候，才能够激发出最大的创新力。

    另外，目前中国的教育也是巨大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到家庭，功利性都很强，孩子成为考试的机器，扼杀了年轻人的创造力。这种模式培养出的年轻人大多没有自己的梦想，生活环境的压力也会让年轻人屈服。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财富和机会较多聚集在“富二代”等一些阶层手中，所以现在“穷二代”要获得成功几乎不可能，您同意吗？

    杨兴平：我不认同。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机会，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有很多机会，存在非常大的市场。我觉得穷反而更能激发人的潜力、锻炼人的意志，穷则思变嘛。“富二代”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也成不了大事，毕竟出来创业是很艰苦的，需要勇气和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一位标准的“海归”。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海归潮”，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新科技和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归国留学生，对中国的科技兴盛和经济富强贡献极大。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归国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似乎不如前两代人，而且逐利的动机更多，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杨兴平：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我们这一批人真正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到，但还是有机会、有可能实现的。

    我们经历过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出国留学又回来创业，国内外的教育都体验到了，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很有价值，因为我们在国外长期学习、生活和工作，知道硅谷那些伟大的企业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知道一个有追求、有理想、功利色彩较少的国际化企业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创造出几个世界级的民族企业，这是我们这一批人最应该、也最有可能做成的事情，也是我们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我们回国创业的终极目标不是赚祖国的钱，而是要把祖国的企业带到国际上去。在中国本土创建一些优秀的企业，并将其发展成世界级的企业，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重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