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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1日，南京，长江下关码头。
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码头，它将执行一个高度机密的特殊任务——把躺在码头上的712个神秘箱子，运往台湾基隆港。随行的是9位神情焦灼的文物专家。22日清晨，“中鼎号”装载完毕，开始启航。4天后，神秘箱子登陆台湾。
时隔60年，当年跟随父亲——“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登上“中鼎号”的李光谟，如今已是81岁老人。白发苍苍的他春节后在北京家中见到记者时，第一句话就是：“那是第一批迁台的712箱文物，我和父亲当时只是想，不过是躲避战火暂迁台湾。哪里知道，它们一去就回不来了！”
故宫文物历险记
李光谟回忆道：“故宫文物的南迁始于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北平不安全了，迁到上海、南京；南京沦陷了，迁到贵州、重庆。故宫文物一直在向南、向西‘逃难’。从这个源头上算起，中国完成了一场世界文化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艰辛最巨的文物大迁徙、大保护，创造了没有一件文物损毁或丢失的奇迹。”
1933年1月，日寇入关，北平危在旦夕，文物迁还是不迁？故宫博物院内外争议不断。最终，由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出面，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作了“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才决定将故宫文物迁往上海。1933年2月6日清晨，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文物装满了18节火车车厢，离开北平。此后，又发送了4次文物“专列”，共计19557箱故宫文物运抵上海租界。文物在上海暂存了4年。其间，李济等人还挑选了80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了世界。
1936年12月，故宫文物从上海搬进南京朝天宫的新建库房。就在李济等人欣慰于文物有了“安身之所”时，日军打到南京城下。危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再次转移文物。“所有文物一起撤离来不及，就把工作人员分了南、中、北三路，分别押运文物前往西南大后方。”李济父子走的是中路，所带的9331箱文物由招商局的大轮船送到汉口，换小轮船到重庆，再走陆路到宜宾，最终抵达一个叫李庄的古镇。
一路上，没有搬运工，也没有看守人，李济父子和文物专家们肩扛手抬，躲轰炸，防抢匪，祠堂、破庙、山洞……什么地方都住过。这些他们都不怕，唯一怕的就是文物出事。有一次，一箱文物从船上落水，大家急得不行，打捞起来一瞧，里面装的是瓷器而不是字画，安然无恙！又有一次，在四川山路上，车翻到沟里，大家心想：完了，国宝都摔坏了。结果下去一看，那一车装的正好是古籍，没事！
幸运的是，李庄古镇与世隔绝，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因而躲过了日军的轰炸。李济和南迁文物度过了相对安定的几年时光。直到抗战胜利，南迁的三路文物才在重庆会合，沿长江水路，于1947年12月9日全部返回南京。
迁台决策内幕
然而，李济原定的护送文物回北平故宫的计划，很快落空。1947年，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在这场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即将打到南京，故宫文物将何去何从？
1948年11月10日，在南京市鼓楼区一处僻静的院落里，故宫理事会召开了一次极其秘密的非正式会议，出席者只有8位理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教育部次长兼故宫理事会秘书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和故宫文物南迁负责人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骢、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起初，行政院长翁文灏对文物迁移持反对态度。但李济等7人认为，“时局日坏，古物不能不搬，否则悔之莫及。”几经考虑，翁文灏同意将文物迅速迁出南京，寻一安稳之地暂存，以待局势稳定，再行回迁。
但怎么迁？迁到哪里？19557箱文物尽数转移，已不可能；抗日时期相对安全的西南大后方，也处于国共对峙的战火中，不能再去。“八人小组”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商议良久。最后决定，以故宫文物为主，辅以中央图书馆典籍、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中央博物院收藏文物，精选首批600箱，运出南京，目的地是台湾。
之后，这一方案得到了新任行政院长、孙中山长子孙科的支持。他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下拨2.8万元金圆券作为迁台费用，又委任李济负责南迁故宫文物的整理。当天，李济回到家中，告诉李光谟，故宫文物迁台，全家得一起去。“父亲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当时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到大三，不想中断学业，因而不愿去。父亲见我没有明确作答，便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太平天国后期，南京城被湘军攻破，李秀成携带了大量珍贵文物出城。这些奇珍异宝沿路散失，或被兵马践踏，或被老百姓捡了去，从此下落不明。二是溥仪被勒令离开紫禁城时，挑选了一些最紧要的国宝带去长春。抗战胜利后，苏联军队进入长春，溥仪仓促出逃，身边宝物不知所终。父亲说：‘战火一开，文物不迁走，还能怎么办？遍寻中国，也只有台湾目前是安宁之地，那里也是中国领土。先做躲避战火的权宜之计，将来始终是要回来的。’”
风浪中的台湾海峡
1948年12月21日，李济父子以押运员的身份，登上了“中鼎号”运输舰。712个神秘箱子里，除了故宫珍宝，还有珍贵的外交档案，其中包括著名的《南京条约》。箱子摞上船后，船舱里已没有人居住的空间，李济父子和其他文物专家就睡在箱子顶的油布上。第二天启航，驶向台湾。台湾海峡天气阴沉，海面风高浪急，“中鼎号”的一个推进器坏了，只好在海浪中颠簸前进。文物专家们在油布上躺着，“觉得像个煤球，在筛来筛去”。就连甲板上配备的一只警犬，也受不了如此摇晃，发出变了腔调的嚎吠声，不断呕吐……熬了4天，“中鼎号”在台湾基隆港靠岸。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搭乘“海沪号”驶出南京。这是迁台文物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其中有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紧接着，1月28日，农历除夕之夜，第三批2000箱文物在绵绵细雨中登上“昆仑号”军舰。船开到长江口，突然掉头向北。北边是解放区，南边才是台湾，船上的人都很奇怪：“这是怎么了？”没过几天，船再次掉头，向南航行。事后，押运文物的专家们才知道，原来“昆仑号”的船长想起义，连船带文物驶向解放区；船上的大副和枪炮官察觉后，没有惊动其他人，悄悄地架空了船长，把船开到台湾。
尽管故宫文物已迁移完毕，但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通过“空运”，又带走了第四批和第五批其他珍贵文物。
文物运到台湾后，由李济等人主持，从基隆运往杨梅一个仓库里。放了几天，又转移到气候干燥、适宜文物保存的台中地区，存放于台中糖厂。
1949年2月春季开学，李光谟在台湾没有找到合适的大学，决定回上海同济大学继续读书。“我没有和正在主持会议的父亲道别，我想反正暑假就见面了，便匆匆离开。哪知此一去，两岸隔绝，父子再无相逢之日。母亲大哭一场，他们在台湾用的家具都没有买木质的，全是竹编的，就是想着随时要带文物回到北京故宫，家具扔掉也不可惜。可结果，他们埋骨台湾，并且没有儿女能去送行。我们父子的命运，就和故宫文物一样，别时容易见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