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志愿者故事

    在城市，在乡村，在救援现场，在灾后安置点，救人、献血、照顾老人孩子、送去食品药品……英国《泰晤士报》惊叹：“当成百上千的成都私营企业主开着私家车，源源不断地往地震中心送水、饼干并接出伤员时，中国的大地震已催生出这个国家以前不曾看到的一个现象：志愿者大军。” 

    唐山孤儿救孤儿 

    5月13日，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向唐山市发出了一封特殊的求援信——请求亲历唐山大地震、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唐山人民，为四川提供“心理疗伤”。 

    一样悲剧两地情，唐山开始行动！5月15日，一支由14名唐山孤儿和心理专家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开赴四川。次日凌晨，他们到达成都后，一分钟也没休息，迅速分成两支小分队，一队奔向绵竹，一队奔向北川。 

    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唐山孤儿党育新，就在北川小分队中。5月16日，她的行程如下：上午，蹲在北川中学坍塌的教学楼前，向废墟下一息尚存的孩子们“喊话”，与围在废墟外焦急等待的家长们“聊天”；下午，到北川县城的幸存者聚集地，和营救出来的生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交流”。 

    在路上，党育新碰到一些从山里逃出来的人，他们的神情完全是麻木的。党育新眼睛湿润了，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唐山。她走上前，和他们说话，努力唤起他们的知觉和感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北川废墟下救出来的人越来越少，绵阳九洲体育馆和各大医院里聚集的幸存者越来越多，悲痛的情绪在急速累积。两支小分队决定开赴绵阳市区。从5月19日上午9点起，党育新和她的同伴、心理医生徐煜，走进了绵阳中心医院的外科病房。在一间病房里，漂亮的羌族女孩子杨珊，由于伤势过重，被实施了高位截肢手术。术后醒来，她一直哭，不让任何人靠近，尤其见不得血。党育新和徐煜慢慢走近，杨珊忽然瞪起惊恐的双眼，大喊：“叔叔，叔叔，我怕！”“怕什么？”“我爸妈会离开我！会有余震！”杨珊的语速非常快：“我身上很痛，我又看见了地震！” 

    党育新和徐煜对视了一眼。这是明显的震后心理创伤。他们在杨珊病床前坐下，语调和缓地说：“孩子，想哭就哭吧！哭过心里会好受些。不过你想想，你比你的那些同学幸运多了……” 

    徐煜让杨珊深呼吸，回忆被营救出来的细节；党育新则缓缓讲述自己在唐山地震中的经历，分散杨珊的注意力。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几天几夜不敢闭眼睛的杨珊慢慢进入了梦乡…… 

    下午，党育新和徐煜又来到杨珊的病床前。主治医生高兴地说：“谢谢你们，她现在不怕输血了！”杨珊从病床上伸出双手，紧紧搂住党育新：“姐姐，我想和你说话。” 

    共青团“黄丝带行动” 

    5月13日，共青团中央向全国近8000万团员、逾2000万登记注册的青年志愿者发出号召：以志愿服务方式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去！这是自1993年团中央发起“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以来，共青团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集结”。 

    第二天，成都，团市委宣传部长罗勇几乎一夜未眠。昨晚下着暴雨，团市委的门却一再被敲开。一位市民送来了300支手电筒，没有留下名字，只扔下一句“我想尽点力”就走了；然后，送水的，送方便面的……罗勇甚至没看清他们的长相。天亮了，他发现在团市委门口，3万多名学生、医生、护士、教师、退伍人员、公司职员，已蜿蜒排成了一个巨大的“回形针”，等着登记为“黄丝带志愿者”。 

    黄丝带的寓意是：祈盼亲人平安！ 

    5月20日，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七天，10名胸前系着黄丝带的青年志愿者，晕倒在了绵阳救灾的第一线。一名志愿者被抬到绵阳灾后安置点九洲体育馆的临时医疗点。他稚气的脸上满是汗珠，嘴唇抽动，已说不出话……医疗点初步认定，这名志愿者是中暑。急救人员立即将他送往绵阳市中心医院治疗。在那里，医生确诊为“疲劳和高温引起的中暑症状”。 

    这名志愿者叫陆艺，14岁，绵阳七中初三学生，共青团员。醒来后，他几乎是“吵着闹着”要回体育馆去帮忙。他登记的是“黄丝带行动”的“关爱志愿者”，责任是“抚慰情绪、照顾孤残”。前一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在体育馆忙了一夜；这一天白天，他没有吃饭，忙到下午3点，突然说了一句“好困、好饿”，就晕倒在他负责照顾的幸存者旁边。 

    当天下午4点半，九洲体育馆的广播开始反复播送“劝退公告”：“为保障广大志愿者同志的健康，请18岁以下的志愿者朋友自动退出，回家休息，谢谢大家！” 

    但“公告”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大批穿着校服、戴着团徽、系着黄丝带的初中生、高中生，仍在结队送水和饼干，没有一个肯走。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开始“赶他们”，他们“急得不得了”，红着眼睛对记者说：“学校没有上课，呆在家里还不如到这里来帮忙。你看看北川的老乡们有多惨，你们为什么这样狠心赶我们走？” 

    走80里山路去救人 

    5月14日清晨，小九孤身一人开始向重灾区汉旺镇进发。作为一个有野外生存经验的志愿者，他的背包里准备了2瓶酒精、30盒创可贴、20盒阿莫西林、10盒头孢胶囊、7盒感康、1瓶高粱酒、1把瑞士军刀、1个打火机……他就像一个“赤脚医生”。 

    出发没多久，小九就遇到了正在进山的一支部队——驻云南曲靖的300名解放军官兵。小九冲上去，逮着一名少校：“少校同志，我是一名志愿者，我有野外救援知识，身体强壮，希望能跟着你们一起进山。” 

    部队的目标是清平乡。清平乡位于两山之间，此时已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更让人担心的是，那里有一座磷矿，随时有着火、爆炸的危险。当天夜里11点，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了40公里后，小九终于随部队到达清平乡。又走了1个小时，他们来到了那座磷矿前。那一刻，磷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已经被困在那里两天两夜的人们奔走相告：“解放军来了！” 

    这时，小九是唯一懂医疗知识的人。一个35岁的妇女很快被抬到他面前。她的膝盖、大腿被石块砸伤，双膝已经严重灌脓，皮肤组织溃烂。小九掏出了瑞士军刀，在高粱酒里浸一浸，放到打火机上一烧，对准脓肿的部位切了下去，割掉了所有腐烂的皮肤和肌肉组织，然后拿棉球沾着高粱酒帮她清洗。 

    受伤的妇女疼得死去活来。小九硬着心肠对她说：“不洗伤口，就会感染败血症，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非常管用，伤员止住了哭声，咬牙坚持着…… 

    小九还要负责给战士们消毒——在挖出一具具尸体后，让每个战士洗手，有伤口的战士就在伤口上抹一点酒精。都知道两瓶酒精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战士们谁也不肯多用一丁点。 

    在清平磷矿忙碌了14个小时后，小九出现了腹泻症状，必须撤走。他把衣物、干粮、药品全部留给部队，哭着下山。路途艰险，加上有病在身，谁也不知道小九在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临别时，战士们对他说：“你一定要活着走出去！”他却说：“我的通信地址留给你们，万一我出事了，这就是最后的东西。”当他辗转走出大山，精疲力竭地来到一辆救援指挥车旁边时，最先说的一句话是：“缺酒精、碘酒、双氧水和饮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