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流传甚广的小故事，一位游客来到一个小镇，打算住宿。他交了100元押金，服务员带他上楼看房间。店主迅速跑出去，将100元交给对面肉铺，还了自己欠的买肉钱；肉铺老板迅速将这100元还了所欠隔壁服装店的购衣款；服装店老板拿着这100元冲进这家旅馆，还了上月欠下的住宿钱。此时，游客看完房间，不大满意，拿了100元钱走了。

　　就这样，这张百元大钞在小镇转了一圈，回到了游客手中，却让小镇这么多人都还清了所欠债务。这就是流通的力量。反之，如果大家都把钱捂起来不敢用，结果又会怎样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中说：“资本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对此，有人留下了简明扼要的读后感：运动是资本增殖的必要非充分手段。

　　之所以想起《资本论》，想起“一张百元大钞的小镇之旅”，还是因为大运河，因为诞生于大运河畔的名著《金瓶梅》。

　　运河，就是一条汇集商品、货币、文化、观念等要素的流通之河。而《金瓶梅》之所以饱受争议，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符合扫黄打非的要求，以致一向严格听家长话的我，直到最近得知它生动再现了运河沿线市井风土人情、被称为“用文字绘就的清明上河图”之后，才搜来洁版翻了几页。

　　一翻就发现，书中揭示了天机——古人其实很有金融意识啊！就连妇道人家孟玉楼都说：“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反面典型西门庆说得更直接，“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四五百年前，运河沿线民间商界就有如此前卫和非主流的观点——钱就该拿来用；有钱攒着不用是一种罪恶。这与我们长期所受的“节约”“能省则省”理念多少有点相悖，却与数千年前为国理财的高手管仲所见略同。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指出，管仲认为“俭则伤事”，如果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活动；只有富裕的人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有人对比了“运河奸商”西门庆的挥金如土和“大唐诗人”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前者是能赚会花，赚的比花的多，却败在纵欲无度；后者是把仅有的一点值钱物品都换了酒，只花不赚，完全不管妻儿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幸好有那么多千古名篇救了他。孰是孰非，任你评说。

　　可以肯定的是，大运河沿线商品经济活跃带来观点的自由与活跃，给后人留下了相当现代的金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