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所言杂文，大抵是古代杂文、现代杂文及随笔的混称，因而很难厘清边际，于是理解各表、莫衷一是，就有了胡昭衡“甜酸咸淡随人口,佳味何必尽麻辣；山卉芥草化野绿,任君独赏玫瑰花”的笼统表述，也就有了刘征“杂文，可以凌厉，如金刚怒目，可以深沉，如哲人静坐，可以柔美，如舞袖徐舒；可以清丽，如芙蓉出水”的包罗说法。事实上，三者还是有区别的，占比也不是三一三十一，最多还是随笔和现代杂文。以下只说后者。

　　鲁迅是现代杂文的奠基人。茅盾说：“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但绝大部分，还是匕首、投枪。”据此而论，杂文该属针尖文：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针”；尖锐、尖刻的“尖”。这也是前辈之意。

　　迅翁早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就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书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1984年，夏衍作《杂文三忌》说：“杂文是投枪和匕首，它必然要有一点气势和锋芒。写文章顾虑多端，怕这怕那，四平八稳，那么杂文就等于钝刀割肉，就不能起诛伐和匡正的武器的作用。”

　　1988年，廖沫沙在《我与杂文》中称：“杂文不单是对敌作斗争的武器，它同时也是对人民内部针砭时弊，剖析真理的有效工具……就因为有这个发现，我曾经为一家杂文刊物题字时，把杂文的性质和作用概括为四个名词：‘投枪，匕首，银针，解剖刀’！前两者是杀人武器，后两者是医治疾病的救人工具。”这和茅盾的观点是一致的。

　　贺青也在《从杂文的姓氏谈起》中认为：“杂文最根本的个性，或者说它的性格、本性，乃是‘针’。杂文是针砭时弊的。”

　　随着医疗科技发展，刘成信又提

　　出：“社会疾患也需要一种类似X光和CT机的东西，或许那便是一种精神X光——杂文能从微观上诊出社会病灶罢。”

　　因此，冯英子说：“杂文首先要有战斗性。”

　　舒展则进一步强调：“杂文如果不战斗，当成小玩意小摆设，那恐怕就会堕入魔道了吧。”

　　刘征追求的正是“能够使花园里的苍蝇感到不舒服”。

　　可见，杂文是针砭时弊的“针”。怎样针砭？即一针见血，这就要尖，尖锐和尖刻。当然，“投枪”“匕首”“银针”“解剖刀”“锋芒”“X光”“CT机”，都无不是说尖锐尖刻。夏衍反对“钝刀割肉”已在前述。虞丹也讲“杂文三贵”，其中“杂文贵尖”，就是尖锐尖刻“鲁迅笔法”，而且“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舒展撰文专《论尖刻》：“不是尖刻的讽刺，那不叫讽刺”，“杂文如果没有胆识，没有讽谕，没有尖刻，失去了战斗性，那就等于宣告：杂文的灭亡！”要尖锐尖刻，不是杂文太喜欢尖锐尖刻，而是社会负面对国家和人民、社会和时代太尖锐尖刻：“掀骂打砸”“顺手牵羊”“不让农民种地”太尖锐尖刻！敛财18亿元、拥有“3个100”的赖小民们太尖锐尖刻！试问，丑陋邪恶如此尖锐尖刻，难道与杂文太不尖锐尖刻没点关系吗？杂文不该亮亮针尖吗？

　　王大海《我心中的杂文》发出这样慨叹：“当看见生活中发生的非正义现象时立刻愤慨得发抖，这样的人有可能是杂文家。也只有具备这种心态者有可能写出好的杂文……心平气和、折中公允之状可掬的绅士，是很难得成为杂文家的。”康群也论《杂文，勇敢者的艺术》。

　　无疑，针尖也受舆论环境制约，但对环境又有反作用。时下，“发扬斗争精神”，正合杂文针砭时弊特性。故而面对一时的杂文式微，完全用不着退却、战略转移寻求什么“新语境”抑或“温情杂文”，更用不着丢盔弃甲、自废武功，为了社会健康和人民福祉，只需谨记：杂文有尖才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