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教育”的功败垂成

　　现在的有些文化人，一提起唐太宗，多少有些膝盖总要软下来的样子。譬如《资治通鉴》里被评论家已经捣鼓得烂熟的“唐太宗恩赐长孙顺德”一则，一向被人们当作“利用羞耻之心教育犯了错误的干部”成功的典范。

　　幸亏还有人稍微客观地分析——如此“羞辱教育”，有“侥幸的成分，不具有普遍意义”，否则，不费心思的解释，老是视李世民的唾沫为碎玉，款款深情滥用在历史评价上，颠倒了美丑，倒确实要误导大家的。

　　不光在《资治通鉴》里，《新唐书》《旧唐书》里也有对这段“佳话”同样的记载：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系长孙皇后之族叔，“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胡演的质疑，也算尽职，在其位要谋其政，毕竟是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副领导，熟谙业务，知道长孙顺德犯的罪，罪不可赦，砍头是“起步价”。妙就妙在李世民的回答：“他得到赐绢而所受到的羞辱，比受刑罚更厉害”，因此，诸位尽可噤若寒蝉了！一言堂上，皇帝的金口玉言压倒了一切，“人治”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很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人赞扬长孙顺德之“受辱”，是对贪官非常有效的教育手段，这是极其荒谬的。

　　以“恩赐”代“羞辱”，以“羞辱”代“惩罚”。多么有层次，推进得何等的严密！唐太宗的感情投放，有一个早已划定的范围。在潜意识中，“第一夫人”根本用不着使性子发嗲，李世民自己就应该成为“护犊子”的好汉。事实是，因为长孙皇后的原因，李世民多次对长孙顺德、长孙安业、长孙敞等“外戚”的违法行为，毫无顾忌地法外开恩。

　　监门将军长孙安业参与密谋借助禁卫军反叛，同伙被处决，长孙安业却因为有背景而免死，流配而已。杞州刺史长孙敞，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免职，唐太宗“堤内损失堤外补”，常从宫内赏赐绢帛以供他花费。李世民的“人治”，比较巧妙，即使再多几位“魏征”，也根本无法阻止皇帝的“私其亲戚”。

　　说长孙顺德经过皇帝温柔的“羞辱教育”后，没有一点“起色”，也不完全正确。譬如他在“复出”后，“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长孙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号为明肃”，赚了些好名声。从贪官到惩罚别的贪官，这在那个时代叫“折节”——改变往常的志趣行为，向好的方面发展。可惜，“羞辱教育”的效果实在有限，眼看要接近“成功”了，却又像劣质轮胎处处时时地“慢撒气”，终于要瘪搭拉了下来。蒙混过关后的无限轻松、对其他贪官的妒忌心理、或者是模仿“清正廉洁”的难熬的痛苦，使长孙顺德从容地迎合了皇上潇洒的“酒驾”， 不久“又坐事免”，由于什么？老毛病复发，居官贪婪！

　　“羞辱教育”属于道德层面的手段，启发自律；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用于他律。二者混淆不得，因而，“羞辱教育”撼山难，“撼”有恃无恐、心存侥幸的贪官更难。

　　“人治”显然是要不得的。“人治”，有时候表现为“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满腔“热情”的硕大的肉包子濒临露馅、变质，“吃不了兜着走”，不然，只能用更多的违法行为去包装它。

　　“人治”造成的仁慈的“羞辱”，即使是罕见的一次，其恶果甚至超过一百次犯罪，因为犯罪恰似污染了流水，而仁慈的“羞辱”真正羞辱了法律，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源泉。

　　唐太宗的“朕即天下”的封建特权思想，是他一贯“人治”的支撑，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之所以这样干，其原因跟现在网上流传的“旧式木头马桶模式”极其类似——木质马桶，用三道铁的或铜的箍圈将所有整齐的木板牢牢地控制住，这三道箍圈就是维护“藏污纳垢”的关键，而所谓的“羞辱教育”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