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胸怀“撑”得再大一些

　　鲁迅说过，“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所以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直捣黄龙”，确实解决“四风”问题，而使我们的改革有新的突破。

　　要“开展”并不难，难就难在真的有听得进批评的胸怀。明代常熟人贾宗锡在江西当巡按的时候，打击邪恶势力，豪绅都匿痕敛迹，但后来贾大人渐渐松懈下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元祯赠诗一首：“禹门三级浪滔天，处处渔翁罢钓船；昨日邻家邀我饮，盘中依旧有鱼鲜。” 在“严打”的高压态势下，应该是“政治休渔期”，却仍然有“鱼鲜”出现，那是有问题的。贾宗锡心领神会，感谢批评，马上又抖擞精神，穷究恶党。尖锐的批评却能够让人欣然接受，需要比较高的水平，张学士肯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是，如果贾大人装聋作哑，没有胸怀听取批评，一首诗只能起到被内行欣赏的作用，哪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

　　共产党人的胸怀跟封建时代的“巡按大人”不可同日而语，应该宽广许多。公正、客观的批评能使人面红耳赤继而心悦诚服，谁也不会把麦芒当作细腰蜂的毒针。然而现在，有好些地方的“公仆”，一听说人家嘀咕本地的治安有问题，似乎在嘲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没有“止于至善”，便像戳了他的肺管子，要查别个的“居心”。如果遇上张学士赠诗，肯定要不耐烦地骂娘——“人家有鱼鲜，管俺鸟事？”

　　许多老报人说：过去，在解放区办报，就是指名道姓，批评到谁，谁就得写检查，作自我批评，有的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上海《支部生活》的“小品文”善于拿起批评的武器，城狐社鼠、苍蝇蚊子统统收拾，扶正祛邪、针砭到位，极受欢迎。

　　按经验说，胸怀是有弹性的，好多人物宽广的胸怀就是被“撑”大的。而“撑”大胸怀，除了本身出色的素质，还要有“扩容”的愿望，不断地学习、充实，还要靠积极的思想交锋。“四风”问题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和顽固性，从善如流的胸怀有时也有收缩的可能，最好是越“撑”越大，防止“自动弹回”。

　　上海人把“过瘾、彻底痛快”叫“杀根”。只有“杀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纠正“四风”蔓延。据说，当年袁绍要兵发曹操，让秘书写了一篇《讨贼檄文》，点数曹操的罪恶。尽管文采飞扬，却少不了泼妇骂街的“韵味”，但是所举的例子倒是真实的，因为写得“杀根”，所以曹操听手下念这篇檄文，听到要紧处不禁厉声大叫，吓出一身冷汗，大概是“杀”到了病“根”，头痛病也轻松了不少。我们的批评不能达到像陈琳这般的“杀根”，也起码得实事求是，不走过场吧？

　　指出对方类似牙齿里嵌着菜叶、眉宇间粘着泥点式的“批评”，最没有意思；而痛心疾首地检讨自己“不注意休息”、什么方面“对领导关心不够”的“自我批评”，最为恶心。前者有的是心知肚明的“厚积薄发”，火力试探，策略的“隐忍”——“你有初一，我必有十五”；后者有的是纯粹的无耻、无知。这两者，与胸怀浑身不搭界。最近，党中央的《通知》提出：坚决反对和纠正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相互较劲设防的假团结。可谓字字中的。

　　从流言中汲取养分的“批评”，往往使领导班子的团结涣散、作风愈发粗暴。而批评者“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进而趑趄”，不敢把长期一直在“腹诽”的现实问题说明白、讲透彻，明哲保身习以为常，那么，自身的胸怀比以前又会“瘪”回去不少。

　　我见过好多批评，要么躲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盾牌背后，要么裹在“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金锁环子甲里，有恃无恐，横槊乱舞，结果，被批评的还是洗耳恭听，十分谦虚，他们的事业因此而蒸蒸日上。真是非同凡响的胸怀成就了民族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