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证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发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是消费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随着我国绿证制度不断完善、绿色电力消费要求逐步强化，绿证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近日，山东省公布的《2026年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落实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要求，分解明确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支持通过绿电、绿证交易等方式，提升绿电消费比例。
今年以来，绿证交易持续放量，市场热度显著提升，绿证有望从“配角”变刚需。绿证市场的持续升温对企业意味着什么？下一步行业发展又将走向何方？《中国能源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节能协会副秘书长、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军涛。
■■ “成熟市场机制+刚性政策”双轮驱动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月，我国核发绿证1.98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61.02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50亿个，占比75.49%；全国交易绿证7548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96万个。绿证核发量与交易量的持续攀升，既凸显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也充分印证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市场机制日趋成熟完善。
自2017年我国启动绿证核发认购工作以来，绿证便成为重点用能行业及企业开展绿色电力消费的重要凭证。但彼时的绿证交易基本靠企业的自愿认购，或者部分地区的鼓励认购，交易模式比较松散。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落实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要求，加快建立强制消费与自愿消费相结合的绿证消费机制，进一步压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如今山东省《方案》的公布，标志着绿证市场迎来“成熟市场机制+刚性政策”的双轮驱动。
“《方案》第13条中提出的推动重点用能企业消费绿电任务，不仅是地方响应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标志着绿证从过去的荣誉标签，转变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硬通货’。如今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均已被纳入绿电消费比例考核体系，这标志着政府层面的碳考核体系，正转向行业层面的碳管控。而未达标企业将面临能耗指标受限，甚至停产整改。”张军涛说。
“例如魏桥、信发等电解铝行业龙头，接入公用电网、提高绿电采购比例，这是政策直接拉动的刚性需求。这类采购规模，也远超以往企业基于社会责任（ESG）驱动的零星采购。”张军涛进一步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绿证持有方在核销声明绿色电力消费的绿证时，绿证对应电量生产年份应与绿色电力消费年份保持一致”的规定今年起开始执行，鼓励绿证持有方提高证电时间匹配精度。张军涛认为，市场规则将倒逼形成即时性交易。“这一机制彻底打破了以往绿证囤积、投机的逻辑，促使企业必须按年度规划绿电采购节奏，进而推动整个市场走向成熟化、常态化交易。”
■■ 倒逼企业进行组织变革
从以往的自愿参与，到现在的“自愿+刚性引导”并行，绿证市场定位已发生深刻变革。张军涛指出，政策的本质是鼓励重点用能单位优先使用绿电、绿证，这不仅会重塑市场规则，其影响还远超新能源消费范畴，绿证正演变为工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事实上，绿证正逐渐从单一收入转向双向收益，成为新能源项目的核心盈利支柱。“山东、江苏、浙江等新能源需求大省，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的装机建设亟待加速。而配套的绿电消纳机制，不仅能进一步保障项目经济性，还能持续激发供给端的参与积极性。因此，2026年的绿证市场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必选项，同时也是出口贸易的‘通行证’、新能源投资的‘定海神针’。尤其在山东等重工业基地，政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正重塑能源消费的底层逻辑。”张军涛说。
对于企业来说，“以往企业在碳排放、碳资产、碳交易、碳中和等方面的相关投入，基本都算作成本；即便涉及碳资产，前期也需要开发成本，整体仍以支出为主。而未来随着绿证的金融属性显现，具备可交易、可变现的价值，绿证将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并倒逼企业进行组织变革。”张军涛说。
随着成本结构重构与企业竞争力分化，未提前布局绿电的企业将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要承受更高电价，另一方面还需高价购买紧缺绿证。”张军涛举例，“例如钢铁企业若绿电消费不达标，碳相关成本可能吞噬15%甚至更高的利润。而像魏桥、信发等头部企业，已通过自建光伏、组合采购绿证等方式锁定低成本绿电，形成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同时，供应链传导效应也在凸显，以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新三样’为代表的出口型企业，为满足欧盟等相关国际贸易规则，正向上游提出绿证溯源等要求，推动整个产业链从原材料到制造端全面开展绿色认证，实现全链条低碳化转型。总体来看，企业只有把绿电绿证布局纳入战略核心，才能在新一轮绿色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 统一的绿色权益登记与核销平台是关键
“根据碳达峰目标测算，2030年绿证需求将达到30亿个以上。而供给端，可交易绿证的增速相对有限，或将导致新证供不应求。2026年核发的绿证约1.98亿个，实际可交易量1.50亿个；而且，机制内电量产生的绿证需由省级统筹，不会直接进入企业账户，这使得实际可交割的新证供给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新证的稀缺性。”张军涛分析。
从价格来看，新证与旧证的价格分化也将愈发严重。“在有效期约束与年份匹配的规则下，绿证有效期仅两年，企业考核要求必须匹配对应发电年份，导致绿证无法跨年囤积或跨期替代使用。这一机制虽然杜绝了长期投机行为，却也迫使企业必须当年采购、当年核销，形成集中的年度采购高峰，尤其在一季度和四季度更为明显，进而推高新证价格。同时，在证电分离模式下，绿证可独立交易，提升了市场流动性，但临期绿证无法用于年度考核，折价现象显著。2025年12月临期绿证价格大约在1元到1.2元之间，后续甚至可能跌至3毛、5毛即可成交。另外，随着绿证质押融资、价格波动险等金融工具的探索与创新产品推出，市场参与度将持续提升，但也可能放大价格波动幅度。”张军涛说。
具体看市场表现，“参考2025年约9.3亿个的绿证交易量，2026年政策落地后，预计交易量将实现一倍以上增长。其中，仅钢铁行业的绿电需求缺口就可能超过1200亿千瓦时，这将显著推高绿证的价格中枢。”张军涛预测。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绿证与碳市场的融合已进入嵌入式衔接阶段。“在碳市场相关政策中，绿证已深度嵌入全国碳市场体系，成为企业碳排放核算的直接输入项；政策也明确要求推动绿证纳入产品碳足迹核算，未来有望实现范围二排放直接核减、碳配额抵销机制联动、碳预算管理工具等应用场景。”张军涛表示，“不过，目前碳市场与绿证分属不同主管部门，数据系统尚未实现互联互通，未来建立统一的绿色权益登记与核销平台，仍是亟待突破的关键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