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开战以来，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水道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封锁威胁，国际油气价格连连飙升，截至3月9日，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升至每桶约119美元，创下2022年以来新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战时状况下中国安全问题，引发了人们广泛关注。
事实上，战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以极端场景下的资源配置、系统韧性、持续动员与生存保障为核心逻辑，将能源安全从常规经济议题提升至国家生存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变量。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博弈军事化、关键通道与设施易受打击的背景下，立足战时经济学视角系统剖析能源安全逻辑、识别现实隐忧、构建全链条应对体系，重塑能源安全认知，补齐短板弱项，构建平战衔接、攻防兼备、自主可控的能源安全体系，对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保障战时经济运转与满足广大人民生活对能源供给的需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 战时经济学视域下
能源安全逻辑
战时经济学作为研究战争状态下经济资源配置规律的特殊经济学科，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的经济动员实践，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学相比，战时经济学呈现出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形成区别于和平时期的底层逻辑。
其一，价值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向生存兜底。和平时期能源体系以成本效率、市场配置、全球分工为导向，追求最低成本、最优利用、最大产出。战时环境下，外部封锁、军事打击、贸易中断成为常态，可获得性、稳定性、抗毁性取代经济性成为第一准则。能源安全的核心价值不再是优化配置，而是保底线、保关键、保运转。比如，优先保障军事需求、国防工业、核心民生、关键基础设施刚性用能，容忍非必要领域用能压缩、成本上升、效率下降，以局部牺牲换取整体存续。战时经济学强调，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资产，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经济利益置换安全底线。
其二，供需逻辑：从开放依赖转向自主可控。和平时期能源供需依托全球化分工，进口来源、运输通道、技术装备高度国际化。战时条件下，全球供应链随时可能断裂，外部依赖即战略软肋。战时能源安全遵循自主优先、内循环为主、外补给为辅的供需逻辑，必须以国内产能为根基，战略储备为缓冲，多元通道为补充，替代能源为长远支撑。对外依存度越高，战时脆弱性越强；自主化水平越高，系统韧性越强。战时供需不再追求瞬时平衡，而是以储备调峰、以产能保底、以替代减耗、以管控稳序，实现极端条件下的动态平衡。
其三，系统逻辑：从集中高效转向分散冗余。和平时期能源系统趋向规模化、集中化、网络化，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战时环境下，大型基地、主干管网、枢纽电站、炼化中心极易成为打击目标，单点失效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战时能源安全强调分散化、模块化、冗余化、抗毁化。比如，通过多元供给、多通道运输、多区域储备、分布式利用，降低系统集中度；通过冗余配置、备用回路、应急切换，提升受损后的快速恢复能力。能源系统从“最优效率网络”转向“最强韧性网络”，宁肯牺牲部分效率，也要确保不被“一击致命”。
其四，动员逻辑：从市场调节转向国家管控。和平时期能源运行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战时状态下，价格信号失灵、市场秩序紊乱、投机行为加剧，必须实施国家统一动员、统一调配、统一管制。战时能源动员逻辑体现为：统一调度资源、统一分配指标、统一管控价格、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实施储备动用，如对重点企业、关键设施、运输工具、能源产品实施特殊管制，确保能源流向最需要的领域。市场让位于动员，效率让位于秩序，形成集中统一、令行禁止、平战转换的能源动员体系。
■■ 战时经济学视域下
能源安全隐忧
战时能源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资源、通道、储备、设施、体制等多个维度，各维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形成有机整体。在战时经济学的视域下，可以发现中国能源安全现状存在诸多与战时要求不相适应的潜在隐忧。
一是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外部断供风险突出。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70%、40%以上高位。战时条件下，主要出口国可能遭遇制裁、参战或封锁，能源供给随时面临中断。中东、非洲等传统来源地地缘冲突频发，是大国博弈焦点，一旦局势失控，油气供应将出现断崖式下滑。
二是海上通道高度集中，咽喉要道易被封锁。我国油气进口90%以上依赖海运，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南海等战略通道。上述水道狭窄、易封锁、易监控，战时极易被外部势力实施航道控制、油轮拦截、保险拒保、军事威慑。
三是能源结构仍不合理，清洁替代尚不充分。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油气保供压力大，新能源占比近年虽有了很大提升，但其稳定性、可控性、应急支撑能力仍显不足。特别是，风电光伏具有间歇性、波动性，战时电网受损、调度受限条件下难以独立兜底；同时储能规模不足、分布不均，很难有效平抑波动；交通领域石油消费占比高，新能源替代仍未根本改变对成品油的刚性依赖。能源结构的传统路径依赖，加剧了战时保供压力。
四是战略储备人均偏低，响应机制有待完善。据开源消息，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到国际能源署90天净进口量标准，但是这一标准是基于和平时期应对短期供应中断设定的，远低于战时需求。特别是，中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均储备相对偏低，同时地下洞库占比不高、区域布局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战时易受攻击。此外，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联动机制、应急动用程序、分级保供方案仍需完善，极端情况下快速响应与精准投放能力有待提升。
五是基础设施难于防护，网络安全存在风险。大型炼化基地、主干管网、枢纽变电站、LNG接收站等集中布局、目标明显、难于防护，战时易成为精确打击目标。与此同时，能源系统数字化、网络化程度提高，但也面临着网络攻击、电磁干扰、数据篡改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导致调度失灵、计量失控、管网停运的风险。能源基础设施物理安全与网络安全双重短板，使系统在战时极易陷入瘫痪。
六是平战转换未经验证，动员能力还需加强。能源领域战时法规体系、动员预案、管控机制、演练频次存在短板。比如，部分企业平战转换意识不强，产能弹性不足；跨部门、跨区域、军地协同调度机制有待完善；需求侧管控、错峰生产、节约用能等战时管理体系尚未成熟；能源应急队伍、物资、装备、技术储备仍然不足，极端情况下难以快速形成动员能力。特别是，平战转换机制未经实战验证，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七是技术装备存在卡点，自主化水平有差距。部分高端油气勘探开发、炼化装备、核心零部件、控制系统仍依赖进口，战时可能面临断供、断服、断芯风险。新能源与储能领域关键材料、核心设备仍存在“卡脖子”环节，能源数字化、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存在薄弱环节，制约战时持续生产与维修保障能力。特别是，煤制油、煤制气技术虽已掌握，但产能规模小、转化效率低、成本高，平时缺乏竞争力，战时难以快速扩产。
■■ 战时经济学视域下
能源安全对策
战时经济学视域下的能源安全，是底线安全、生存安全、系统安全。面对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必须摒弃和平时期的惯性思维，以极限场景为导向，多措并举，把保障战时能源安全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事项。
一是强化国内产能兜底，夯实自主供给根基。坚持“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把国内产能作为战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推进渤海、鄂尔多斯、塔里木、四川等重点盆地增储上产，提升原油稳产、天然气增产能力；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强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兜底保障作用；推进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油气、绿氢等替代资源产业化，提升非常规能源供给能力。实施产能弹性管理，建立战时增产预案与备用产能，确保极端情况下关键能源自给能力。
二是构建多元运输格局，破解通道封锁困局。坚持海运保底、陆运突破、多线备份，打造不依赖单一通道的能源运输体系。加快中俄、中哈、中缅、中巴等跨境油气管道建设与扩容，提升陆上管道输量比重，形成绕开马六甲海峡的陆路战略通道；优化海运航线布局，开辟绕行航线、备用航线，发展远洋护航与应急保障能力；推进国际陆港、中欧班列与能源物流衔接，提升铁路、管输、内河航运协同运输能力。实现东西南北、海陆双向、多线并行、互为备用，彻底消除单点通道依赖。
三是完善战略储备体系，提升战时保供能力。按照战时够用、长期安全原则，扩大石油、天然气、煤炭、成品油战略储备规模，推动储备布局从沿海向内陆、地上向地下、集中向分散转变，建设一批地下洞库、含水层储气、盐穴储气等抗毁型储备设施。完善国家储备、地方储备、企业储备、家庭储备联动机制，健全储备动用、轮换、补库、调度流程，建立分级分类保供清单，优先保障军事、国防工业、民生、关键基础设施用能。推动储备与应急、储备与产能、储备与贸易协同，提升储备缓冲与托底能力。
四是加快能源结构转型，降低油气对外依赖。要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逐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新型电力系统为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导向的新型能源体系，不断提升能源供给自主化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降低战时油气对外依赖。为此，要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提升新能源装机与发电量占比；加快抽水蓄能、压缩空气、电化学储能、氢能储能等多元储能建设，增强新能源可控性与稳定性；推进交通领域电动化、轨交化、氢能化，大幅削减成品油消费；实施工业领域电能替代、燃料替代，推广节能降耗技术，降低刚性用能强度。
五是加强基础设施防护，保障能源运行安全。实施能源基础设施防护工程，对大型炼化、管网枢纽、电站、LNG接收站等进行抗毁加固、分散布局、冗余配置；建设地下管网、备用线路、应急电源，提高受损快速修复能力。构建能源系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强化关键控制系统自主可控，建立攻防演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机制，防范网络攻击与电磁干扰。推进重要能源设施军地联防、群防群控，形成物理防护与数字防护双重屏障。
六是健全平战转换机制，强化应急动员能力。加快完善能源战时动员法规体系，制定能源管制、征用、调配、价格管控等配套制度；编制国家、区域、企业三级能源应急动员预案，明确职责分工、调度权限、保供序列、管控措施；建立军地协同、跨部门联动的能源指挥调度中心，实现战时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统一行动；强化应急队伍建设、物资储备、装备保障，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实施战时需求侧管理，建立用能配额、错峰生产、节约用能、非必要领域限能机制，确保战时能源精准投放。
七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筑牢安全自立底座。实施能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聚焦勘探开发、高端炼化、储能材料、电力电子、工业控制、新能源装备等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装备与关键零部件自主可控；加快发展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微电网、应急供能等战时适配技术，提升极端环境下能源生产、输送、利用能力；推动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国防科技融合创新，提升战时智能化调度、无人化运维、快速化抢修能力。以技术自主支撑战时能源安全自立。
八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构建多元协同格局。坚持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深化与稳定供应区域的能源合作，扩大油气能源来源多元化；推进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规避金融制裁风险；加强国际能源应急协调，构建双边、多边能源安全合作机制；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海外能源保障节点，提升海外资产安全保护能力。通过稳定可靠的国际合作，为战时能源安全提供外部支撑。
（作者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委员、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