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重点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绿色低碳产业新增长点；与此同时，首次将“未来能源”正式纳入未来产业进行培育。这一部署，标志着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正迎来关键拐点，正式从政策单一驱动，向政策引导与市场协同发力的新阶段转型。《中国能源报》联合《中国汽车报》专访了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毛宗强，从能源安全、产业逻辑与落地路径等维度进行了系统性解读。

　　■■氢能发展的战略逻辑

　　毛宗强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对氢能的表述经历了三次关键跃迁：2019年提出“加氢站建设”（基础设施层面），2024年将其定位为“前沿新兴产业”（战略培育层面），2026年明确其为“新增长点”并将其纳入“未来能源”首位（产业化拐点层面）。此一系列表述，凸显了国家对氢能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持续提升。

　　毛宗强认为，国家重视氢能的战略逻辑有三重：第一，能源安全与“去石油化”的刚性需求。全球地缘政治动荡背景下，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氢能及绿色燃料被赋予“替代石油”的战略属性，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

　　第二，新型能源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的“天花板”，氢能实现“电能—氢能—多元应用”的跨时空转化，是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终端深度脱碳的唯一载体。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将氢能纳入能源管理体系，与煤炭、石油、风能、核能并列，完成法律地位的确立。

　　第三，万亿元级产业赛道的经济引擎属性。2024年中国氢能产消规模达3650万吨，占全球38%，绿氢产能全球占比超50%。产业链跨制氢、储运、应用、装备制造，可带动新材料、高端装备、化工、交通等产业升级。

　　■■氢能政策赋能产业与经济

　　在氢能政策相关部署方面，毛宗强认为“基金+场景+标准”的政策组合拳，涵盖资本、产业、场景、标准、地方激励五大核心维度，每一项举措都精准对接氢能产业发展痛点，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其中，核心政策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在资本端，政策明确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氢能产业建立长期资本配置体系。毛宗强表示，此举的核心目的是破解氢能产业“技术密集、资产重、回报周期长”的融资瓶颈，通过国家层面的资本引导，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场，为产业发展注入充足资金活力。

　　产业端的举措则实现了政策覆盖范围的拓展，明确提出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同时重点发展“未来能源”，其中氢能居首位。这一部署标志着国家氢能政策已从单一聚焦氢能，扩展至氢氨醇综合体系，既能有效解决氢气运输难题，也意在打通化工、航运、航空等传统难脱碳领域的绿色转型路径。

　　场景端，政策强调深入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毛宗强指出，这一举措为氢能规模化落地提供了“用武之地”，通过园区、工厂的集中应用，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让氢能的应用价值得到切实发挥。

　　标准端，重点在于建立健全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标准。此举不仅能解决国内氢能行业发展“有标可依”的现实问题，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同时也为氢能产业进军国际标准领域、提升国际话语权做了充分准备。

　　地方层面，目前已有22个省级行政区将氢能写入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了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格局。其中，山东、内蒙古等地率先推出创新政策，如“绿氢高速免费”“非化工园区制氢试点”等，进一步激活了地方氢能产业的差异化竞争。

　　毛宗强表示，这些全方位的政策举措，不仅为氢能产业发展筑牢了支撑，更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多维度的拉动效应。其中在直接经济贡献方面，投入产出模型数据显示，每万吨绿氢投资可带动约1.26亿元GDP增长，在运营阶段，年均还能实现1927万元的GDP增量。值得关注的是，氢能产业的后向联系效应高达1.3，在所有行业中位居首位，能够有效带动专用设备制造、可再生能源发电等上游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就业与新职业创造方面，2025年人社部正式发布首个氢能领域新职业——“氢燃料电池测试员”，标志着我国氢能产业已从研发攻坚阶段逐步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同时也催生了从原材料检测到系统集成调试的全链条就业需求，为就业市场注入新活力。

　　在减碳与能源成本重构方面，氢能的绿色价值与经济价值愈发凸显。单辆49吨氢能重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300吨；鄂尔多斯“风光氢储”项目成效显著，已实现低价电价，带动绿氢价格较2023年下降25%，正逐步逼近煤制氢的成本。

　　■■“三硬三软”助力氢能发展落地

　　基于技术经济分析，毛宗强建议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在氢能发展方面需重点突破可构建发挥效能的“三硬三软”框架：在硬差距（技术—设施—资金）层面，首先要开展技术攻坚，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其中，核心材料国产化是关键所在，质子交换膜、碳纸、催化剂等“卡脖子”环节亟待尽快突破，以此降低氢气使用成本。与此同时，要积极支持、鼓励并推进新型制氢方法，像正在进行工业化示范的金属水蒸气热化学制氢就颇具潜力。这种方法不仅在制氢环节的成本低于可再生能源风光发电加电解水制氢，还能大幅简化运输和储运流程，进一步降低氢气的使用成本。

　　基础设施方面需超前布局。毛宗强表示，可借鉴“西气东输”的成功模式，建设跨区域的纯氢及掺氢管道网络，以此破解储运成本瓶颈，要知道目前储运成本占氢气终端成本的30%至40%。另外，加氢站建设要与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节奏精准匹配。当前，全国加氢站数量已突破540座。

　　资本投入上要做到精准滴灌。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应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重点支持三个方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与应用；离网及弱并网制氢示范项目，以降低对电网的依赖；绿氢化工耦合项目，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在软缺口（标准—机制—认知）方面，毛宗强建议完善标准与认证体系。建立绿氢碳足迹认证机制，实现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追溯，从而对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避免我国氢能产品出口遭遇壁垒。同时，要制定氢能“制储输用”的安全标准，明确氢脆、泄漏、爆炸防护等方面的量化指标。

　　市场机制创新方面，建立绿氢及绿证交易市场，实现环境价值的货币化。可将山东在推动氢能发展方面的经验进行推广，实现高速通行费减免常态化。数据显示，减免高速费可使氢能重卡全生命周期成本低于燃油车约40万元，具备显著的经济性。

　　此外，要积极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依托世界氢能大会等国际平台，推动中国氢能标准走向国际化，在电解槽效率测试、氢纯度分级等领域争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主导权。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氢能走廊（中亚—中东—北非绿氢基地）的建设，重构全球能源贸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