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城市治理

中国城市报 2026年11月02日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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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法律顾问激活基层法治新动能

■黄馨瑶 《中国城市报》(2026年11月02日 第 13 版)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村(居)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把专业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止于萌芽,直接检验着城市治理能力与法治建设水平。

  作为超大城市,北京市坚持把公共法律服务摆在民生工程的重要位置,以职业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模式为抓手,推动法治资源持续向基层倾斜,走出了一条法治护航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已经实现了全市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2700余名律师扎根村居一线,其中1100余名律师对口服务3700余个行政村,年均提供法律服务超40万件次,一张覆盖城乡、触手可及的公共法律服务网,正在京华大地越织越密。

  村(居)法律顾问深度参与矛盾化解、群众自治全流程,为基层治理注入坚实法治力量。在矛盾处置上,针对邻里纠纷、加装电梯、物业服务等高频问题,法律顾问提前介入调解,释法明理,推动矛盾化解在诉前。在规范把关上,依法审查村规民约、居民议事规则,避免自治约定“违法越权”。在普法宣传上,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家常道理,逐步扭转群众遇事习惯找干部、找信访的固有思维。比如,东城区前门街道草厂社区修订院落公约、居民议事规则期间,法律顾问逐条审核条款,及时修正与现行法律冲突的内容,保障基层自治规范合法有效。

  当前,北京市村(居)法律顾问已经实现“有形覆盖”,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部分地方仍存在转化成效不均衡的问题,距离“有效赋能”仍有差距。一是供需存在错配,部分受聘律师擅长商事、经济类业务,对基层自治、邻里关系、物业纠纷等民生类案件经验不足。二是考核激励偏弱,法律顾问补贴低于市场化薪酬,且侧重考核次数、时长等形式化指标,导致法律顾问重完成任务、轻服务实效。三是联动机制不畅,法律顾问缺少常态化摸排线索的渠道,难以及时发现和主动介入苗头性风险隐患。四是群众知晓度不高,不少群众不了解本村(居)设有法律顾问,遇到问题优先拨打12345热线,就近寻求法律服务的习惯尚未养成。

  针对当前服务成效不均衡的短板,提升村(居)法律顾问履职效能,要紧扣基层真实需求,完善配套制度设计。结合北京实践,可从以下七个方面优化实施路径。一是分类匹配资源,提升服务精准度。面向农村村落、回迁社区等不同治理场景,精准选配专业律师,做到专业力量对口解决专业问题。二是优化供给方式,打通线上线下 “双通道”。线下固定接待日与线上咨询同步进行,保证群众随时可联系到法律顾问;健全“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网格员”三级联动机制,由网格员在走访中前置收集矛盾线索,法律明白人及时跟进疏导,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支撑,形成“发现—疏导—化解”完整闭环。三是健全联动排查机制,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发现”。推动法律顾问对接村(居)网格、综治中心,共享矛盾线索,对苗头性风险提前预警、主动介入。四是推行清单化服务,明晰权责事项与履职规范。目前朝阳区已落地清单化服务,统一设置全区通用基础服务清单,将法律咨询、矛盾调解、合法性审查、普法宣传等内容全部列明。五是完善实绩导向考核,优化激励机制。将考核重心从次数、时长,转向纠纷化解量、风险预警成效、群众满意度等实绩指标,对表现突出的法律顾问落实正向激励,调动深度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六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填补服务空白。日前丰台区发布了“法治合作社云台”,包含“案例百事通”“风险避雷针”“调解GPT”“赔偿计算器”四大功能,构建起“永不关门”的乡村法治服务站。七是强化宣传引导,培育遇事找法新风尚。在社区议事厅、楼门宣传栏、业主微信群公示法律顾问职责与联系方式,在矛盾调解、协议签署现场亮明法律顾问身份,持续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新风尚。

  村(居)法律顾问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赋能”,是北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耕基层、回应群众法治诉求的有益探索。面向“十五五”,持续优化服务机制、激活法治效能,让法治力量扎根街巷村居,更好守护群众美好生活,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法治根基,让“枫桥经验”在首都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作者单位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