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89%，返乡创业者达1510万人，未落户常住人口中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约1.7亿人。这3个数字，标注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方位。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今年5月《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发布，政策密集落子，指向同一道必答题：城市与乡村，如何真正“双向奔赴”？
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了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李小云长期从事城乡发展研究，自2015年起在云南等地驻村实践，创建了“河边村”“三曼”“梅子寨”“何家岩”等实践样本。他的回答从“新乡村性”切入：乡村不是回归过去，而是成为与城市并行生长的“新乡村”。
中国城市报：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城被寄予“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枢纽功能，但不少地方产业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对农民吸引力有限。县城要真正发挥“支点”作用，最需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李小云：全球经验表明，城乡发展不平衡容易导致乡村活力不足。现代产业和公共服务向城市集中，会带动人口向城市流动；产业集聚又催生服务业和新技术产业，强化城市的知识体系和生活形态。中国县域是独特行政空间和经济社会场域，既有城市属性又有乡村属性。发挥县域功能，有利于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过去几十年，县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改善明显，与大城市差距逐步缩小，核心是培育直接带动就业的产业。多数县域需发展连接乡村与城市的“三产融合”。“农文旅融合”等新形态植根县域资源禀赋，能在就业、增收、保护资源环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服务大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
城乡融合的关键，是持续拓宽乡村产业结构，使其从单一农业空间变为复合型经济空间。乡村不能只是农业产业、农业空间，要发展新业态，成为综合性就业空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深化农文旅融合”，正是这一方向的体现。
中国城市报：城乡融合，核心是人的融合。《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推动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家属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方面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青壮年外流等现象，对留守群体就地获得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如何让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家属更好融入城市，同时保障农村留守群体就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李小云：中国城镇化正在从单向流动转向城乡双向互动，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人、资本、技术、信息“双向流动”的城乡融合新模式。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仍是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城镇化继续推进；地方经济在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
人口向城市和城镇流动仍将持续。进城务工人员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技能化、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与城市的联系远高于父辈，城市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也大幅提升。因此，这一群体享受同等权利的条件逐步具备。国务院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这些都是增量政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同时，要继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战略，让乡村从就业和居住角度更好地吸引青年，继续提供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农耕文化等公共产品，也能吸引城市人口到乡村旅游旅居、投资创业。在零工经济、平台经济带动下，旅居乡村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群体日渐庞大。人才的“双向流动”为城市注入新活力，也为乡村增添活力。
中国城市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年正式将“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列入第七批新职业名录，乡村CEO是对其形象的称呼。在您看来，乡村CEO要“留得久”，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
李小云：乡村CEO是近年吸引青年留乡、回乡、到乡创业的代名词，包括乡村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文旅主理人、农创客、乡村运营师等。这既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对乡村人才的关注，也说明乡村人才工作仍需持续加力。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难点是人才支撑不足。目前，乡村治理人才已有明显改善，村“两委”待遇有所提高，党建和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人才补充机制逐步制度化。如今关键是乡村经济发展类人才缺乏，农户个体经营受自身能力、知识制约；小农户联合成立的合作社、公司及村里盘活集体资源资产形成的市场性资源，普遍缺乏经营人才，乡村经营面临困境。让更多的农民经营合作组织拥有自己的经营人才，即乡村CEO，是可行途径。
一个由村“两委”监督的理事会，以合理薪酬聘请、有激励机制和责权利边界的乡村CEO团队，是发展集体经济、保障农民利益、帮助农民链接市场提高收入的重要条件。村“两委”领导监督是制度保障，有市场潜力的产业是基础，CEO团队是条件。能否留住乡村CEO，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新观念，给予与职责相匹配的薪酬和权责，这是突破瓶颈的核心。只有机制先行、运营前置，让乡村CEO有职有权有利，才是留住人的根本。
中国城市报：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稳步推进，各地在田间生产、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不少数字化探索。与此同时，数字化建设与应用之间的衔接还可以更顺畅，数据采集后的开发利用、跨部门共享协同、基层减负增效等，也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未来城乡融合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是什么？
李小云：数字化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各领域，城乡发展也不例外。村民日常生活、乡村治理越来越呈现数字化趋势。但城乡数字化差距依然明显，乡村普及应用水平低于城市，既有基础设施因素，也与乡村社会经济语境有关。实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经济语境的特殊性考虑不够充分，较多沿用城市数字化范式。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挑战是克服“三个脱节”。一是数字化如何与乡村产业更有效结合。部分数字农业面向大规模资本化和现代农业，而乡村产业多以农户为基础，相对多样分散，与现有大规模专业化数字场景适配不足。数字化如何链接小农户产业？我们仍需探索。二是现有数字乡村较多聚焦乡村治理，与村民社会生活衔接不够。村民社会生活日益数字化，如数字支付、网购，但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日常数字化需求尚未有效衔接，存在“双轨”现象。三是数字乡村需将技术主体和乡村主体相连，一些项目与农民主体性结合不够，影响实施效果。
今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印发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2030年）》，围绕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明确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于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一体发展，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技术适配乡土、数据赋能产业、红利惠及农民，走出“重建设、轻运营”旧模式。
展望未来，城乡融合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是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城乡失衡老路的新路。随着新乡村性不断生成，乡村不再是被动等待“被振兴”的对象，而是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生长的新的发展空间。这条道路意义重大，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借鉴。城乡融合，不是让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成为有尊严、有活力、有选择权的现代乡村。
记者手记
城乡融合，重在“双向”
一场访谈下来，李小云说得最多的词是“双向”。城市与乡村，不是谁依附谁、谁取代谁，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云南三曼村实践的四层分配机制，到数字乡村建设的“三个脱节”冷静剖析，他既谈问题也给出路，既有学者严谨也有驻村实践者的泥土气息。
城乡融合，说到底是一道发展观大课题。不是简单“城市反哺乡村”，也不是“乡村复制城市”，而是让要素流动起来，机会更加均等，选择更加多元。当返乡创业者能在乡村找到舞台，当进城务工人员能在城市更好地扎根，当县城真正成为连接城与乡的“支点”，这道题才算答到人民心坎上。
“让城市看见乡村，也让乡村共享城市文明。”这句话，值得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