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坚持将妇女事业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宏阔实践，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发挥着“半边天”作用。

　　放眼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尤其是在曾经的发展洼地，一股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妇女赋能”浪潮正蓬勃涌起。

　　从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的AI标注师朱小玲带领40多人团队为医疗影像标注提供支持，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妇联干部马璇奔波于乡间帮助患病妇女线上申领2万元保险补助，再到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的苗家妹子王红连从零起步成长为收获荣誉的民宿管家……无数普通女性正通过旨在为乡村女性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创造“家门口”就业的“数字木兰”等公益计划，跨越数字鸿沟，实现从经济独立到人生出彩的华丽蝶变。

　　她们的故事，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中国实践，也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了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

　　如今，这份来自田野山乡的“她力量”有着怎样的回响？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朱小玲、马璇、王红连，听她们亲口讲述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一步步将人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从“微商宝妈”到“AI导师”：

　　黄土高原长出科技新芽

　　清晨的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黄土高原在朝阳下苏醒。在一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朱小玲熟练地打开电脑，屏幕上不再是微商产品的订单，而是密密麻麻的医疗影像图片。她仔细地标注着CT扫描片中的关键点，这些数据将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进行辅助诊断。正值周末，朱小玲8岁的儿子坐在一旁安静地写作业，他已习惯将妈妈的工作场所当作第二课堂。

　　“我的妈妈叫朱小玲，她是一名AI数字‘标标师’（标注师）。我长大以后，也想成为像妈妈一样超厉害的人。”每当儿子用稚嫩的声音向别人介绍妈妈，朱小玲的心里总是暖暖的。但这种场景，在几年前是她无法想象的。

　　朱小玲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自己拥有大专学历，曾梦想在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立足。但作为家中三姐妹的老小，面对年迈的父母，她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宜君县——这个“特别小、当时还是贫困县、几乎没有企业”的地方。

　　回乡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月薪仅有1200元。为了生计，她尝试过各种出路：开彩票店，投身微商大军，在朋友圈卖纸尿裤……但都鲜有成效。“而且当时自己刚生完孩子，天天在家感觉特别压抑，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说说话。”朱小玲回忆道。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刷屏”。朱小玲在朋友圈里看到姐姐的朋友发的招聘信息——一家名为“AI豆”的科技公司在当地招聘“人工智能标注师”。这个陌生名词让她感到好奇，更让她捕捉到了一线希望。“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想试试看。”于是，她毅然报名应聘，然后从家庭迈向了科技行业。

　　什么是AI标注师？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的“老师”。正如“数字木兰”参与者、主持人张越所解释的：“无人驾驶汽车如何识别红灯？这就需要人工反复标注图像，训练机器识别。”朱小玲团队从事的正是这类工作，但她们挑战的是具有更高难度的医疗影像标注。

　　面对全新领域，朱小玲从零学起。她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还承担起培训团队的责任。她的团队成员里，80%以上是高中学历的“宝妈”，其中不乏一开始连开机、关机都不会的“电脑小白”。经过朱小玲的耐心指导、手把手教学，这些“宝妈”逐渐成长为业务骨干。

　　如今，朱小玲带领40多人的团队，负责医疗标注项目——这是AI标注领域技术含量最高的方向之一。这份工作带来的不仅是收入的提升，更使其及团队成员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了统一。朱小玲成为了儿子的榜样，也成为了团队姐妹的引路人。

　　从被质疑到被感激：

　　2万元补助背后的信念守护

　　“在我们这儿，妇联是追着给女同胞送钱的单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妇联干部马璇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说出这句话时，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

　　这样的“送钱”，源于一份特殊的礼物——“数字木兰”计划为全县妇女提供每人2万元的大病保险补助。这笔钱对于确诊恶性肿瘤或白血病的妇女而言，不仅是雪中送炭的经济支持，更是一份活下去的信念。

　　回忆起最初的推行困境，马璇坦言：“有些时候她们也会埋怨我们程序这么多、这么复杂。”在信息闭塞的东乡族自治县山区，许多妇女连智能手机都不会使用，更别说理解复杂的理赔流程。提交确诊病历、出入院记录、缴费发票、身份证、银行卡等一系列证明，对她们来说操作难度很大。

　　更棘手的是，一些患病妇女因久病缠身，情绪低落，将怨气发泄在妇联干部身上。“她们觉得我们骗人，说好给钱又不给。”面对误解，马璇和同事们选择默默承受：“我们不怕被骂，也不怕委屈，我们怕的是妇女姐妹们享受不了这个权益。”

　　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的理赔模式，马璇和同事们组织县、乡、村三级妇联干部及网格长反复入户。对于不懂申报操作的妇女，她们手把手教；材料遗失的，她们主动帮忙联系医院补办；确有困难的，她们就让当事人拍照，由妇联代理完成申请。

　　最让马璇骄傲的是一次“闪电理赔”：一名妇女上午10点多来申请，3个小时左右2万元就到账了。

　　2万元能覆盖大病医疗费吗？马璇很坦诚：“有些可以，但有些还远远不够。”但她强调，这笔钱的价值远超出金额本身：“更多是给她们一个信念，让她们能够看到光明的未来。”

　　马璇见过太多因这笔钱重燃希望的案例：一名患病妇女用这笔钱作为缓冲，等化疗结束后做小生意重启生活；还有一名患病妇女则用这笔钱还清部分债务，减轻心理负担。“拥有这2万元甚至成了她们生命中的转折点。”

　　从曾经的被质疑到如今的被感激，马璇和同事们的坚守让数字时代的福利真正惠及山乡里的姐妹们。“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我在为女同胞做些什么，但从更深层次讲，是无数处于不同处境和角色的女同胞成就和丰满了今天的我。”马璇说。

　　从“凑不出80元”到民宿管家：

　　一束光照亮苗家妹子的世界

　　如果说朱小玲的故事展现了科技如何将县域女性培养成AI产业的生力军，马璇的实践印证了数字工具如何为弱势群体织就保障网，那么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苗家妹子王红连的蜕变则揭示了真正的科技赋能，往往就体现在一位乡村女性的具体“进化”中。

　　王红连因为父亲残疾、家庭贫困，早早便结婚生子。当时的她既没有多少存款，也没有什么收入。甚至有村里人拿她打趣：“你要是能拿出80块钱，我就给你1000块！”王红连翻遍全身，只找出70元，装在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那一刻的羞耻感，让她决心改变。

　　“我之前没有参加过数字化培训，便从服务员做起。”王红连的起点是民宿服务员，月薪2600元。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得益于“数字木兰”计划在当地推动的文旅产业数字化改造而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民宿通过在线平台吸引客源，需要懂得基本数字化操作的员工，这为王红连这样无法远赴他乡打工的农村女性创造了关键的就近就业机会。

　　通过参加数字技能培训，王红连逐渐从服务员成长为民宿管家。她学习使用在线预订系统、客户管理平台，还通过短视频推广苗族文化，工资也从每月2600元涨到每月4600元。经济状况实现质的改善后，去年冬天，她拿出5000元改造家里的旱厕，让家里人都能干净、便利地如厕。

　　王红连的故事并未止步于此。今年6月，她在“数字木兰”民宿管家技能展示交流活动湖南赛区中，一举夺得省冠军。一个月后，她参加全国“数字木兰”民宿管家技能交流活动，与来自全国10个省份的18名优秀民宿管家同台竞技，斩获客房主题布置及铺床最高奖——金枕头奖。当被问及下一个目标？王红连目光坚定：“我要给家里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