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关村创业创新季”系列活动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中关村核心区发布了“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以“卖场”为主的中关村大街将全面升级,升级后的中关村大街全长7.2公里,创新创业资源高度密集区将进一步扩容。民众熟知的鼎好、海龙等电子卖场,将整体转向以企业孵化器为代表的写字楼。保留下的一些商铺可能会变为规范的品牌体验店,让消费者在线下体验正牌的产品。
220米变7.2公里 构建5+6功能区
根据规划,“升级版”中关村大街将南起白石桥、北至清华大学西门,全长7.2公里,涉及中关村核心区(海淀)6个街道以及中科院、北大、清华等著名科研院所。约有36座写字楼、68.5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将根据既有产业禀赋转向服务创业创新。
据了解,目前长约220米的中关村创业大街,自去年6月开启以来,仅一年时间,签约入驻大街的创业服务机构已从最初的10余家增长到30余家,孵化创业团队600余个,其中包括92个海归团队,350个团队获得融资,总融资额17.5亿元,平均融资额在500万元左右。
中关村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王蔚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云集的海淀区学院路一带,能够第一时间吸引首都最优秀的人才、技术资源,这一直是中关村引领全国的区位优势。正是中关村集人才、政策、资金、服务、国际化于一身的生态环境的打造,使中关村作为创业创新中心具有独特的魅力。
此次规划将重点对沿线6个节点地区进行功能优化和环境设施改善。改造以后的中关村大街,将会整合各区段的资源优势,形成差异化的功能区定位:从中关村1号桥至知春路,担当中关村的“创新核心功能区”;知春路至四通桥,将借助中发电子市场、创业培训机构坐落于此的区位优势,打造为智能硬件、教育培训等领域的“专业创新服务功能区”;四通桥至魏公村,依托中坤大厦、天作国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产业园等项目,建设为“综合创新功能区”;魏公村至白石新桥,主要职能为以科技服务、小微创新和创意文化为主的“特色创新功能区”。
对此,南京市规划研究院北京分院院长徐松岳认为,此次中关村大街的改造升级迎合区域发展眼光的需求。他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除交通、居住空间、生态、经济等方面的协同外,区域之间还需要“软性”协同,这就需要创新来带动。中关村作为我国创新资源密集地,明确定位,加快发展将有利于北京发挥首都职能并辐射周边地区。
打造新型业态集聚区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初具规模。2009年,海淀区开始推动中关村西区业态调整和转型升级,电子卖场业态逐步退出。数据显示,经过5年来的业态调整与提升,商业面积在西区总建筑面积的占比降至12.65%;电子卖场面积由43.4万平方米降至15.06万平方米,占西区总建筑面积的4.4%。
“中关村在过去20年的创新和发展历程中,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以企业为主体,围绕国家战略、首都发展,在电子信息、网络通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研发出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标准和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王蔚指出。
海淀区政府方面表示,中关村大街规划出台后,至2017年底,中关村大街将形成一批创新创业、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集聚区;突破部分大院、低效用地等存量空间的改造工作,推动创新创业功能向沿线街道纵深辐射,街区综合创新生态环境全面提升。至2020年底,中关村大街及周边地区综合创新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提升,品牌效应凸显,持续产生具有中关村原始创新、技术服务能力及商业模式创新优势的创客群体和企业集群。
据记者了解,此次中关村大街转型升级绝非首例,深圳华强北、上海徐家汇等国内电子产业标志性的集散地同样改变。2015年2月,位于上海徐家汇的太平洋数码二期关闭重建;9月华强北创客合作发展交流研讨会上,“华强北将从大卖场变成大孵化器,从山寨中心变成创客中心”成为议论焦点。
“南京市珠江路地区早前也做过类似规划,但由于珠江路就地理位置上和南京高校联系较为薄弱,导致人才资源大多流入无锡地区,接下来将继续提档升级,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徐松岳说。
对于“去数码化”这种规划模式能否继续复制的问题,王蔚表示,任何产业规划不能完全照搬。每个地区政府政策不同,区域发展定位不同,导致机会和使命都不尽相同,复制是很难的。
有民众质疑,中关村地区本就是一个交通异常拥堵的地带,而这一次创业大街延长之后,政府必然会鼓励更多的孵化器和投资机构的进驻,资源的集聚将会让更多的创业者蜂拥而至,中关村大街将会比以往更加拥堵。
针对质疑,徐松岳坦言,规划建设一向以大问题为主,小问题兼顾,很难面面俱到,总览全局的规划应具有宏观把握能力和空间引导力,通过总体的有机协调,使城市向最均衡的状态发展。
对此,王蔚也表示赞同。她认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依托此次中关村转型升级模式,首要任务是科技创新企业做大做强。道路拥堵问题可通过建BRT快速公交道得到缓解。
编后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和产业兴起所依赖的优势也会逐渐失去活力,甚至最终会成为城市的“包袱”甚至是“枷锁”。当然这会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对城市管理者规划能力的真正考验。全球最典型的对比就是德国鲁尔区的长盛不衰和美国底特律的破产了,两地兴起的时间和优势都几乎相同,它们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90年代德国人的危机意识和改革决心。
在中国经济走入新常态的当下,许多城市同意面临着自身某些“优势”不在的困境,何时转型、如何转型的规划无疑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应变能力、执政水平和改革决心。未雨绸缪,在这里不得不为北京市政府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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