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媒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博弈

    若论国人对于法国的印象，“浪漫”当是首选项。对此，邻国的德意志颇不以为然，因为作为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最早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然后才轮到法国。以我旅法二十余年学习新闻传播和从事新闻报道的工作以及生活经验，法国人在工作上的严谨态度远超国人的想象，法国记者同行面对政治、经济和技术三重压力的挑战，所呈现出的敬业精神和新闻追求也有目共睹，而法国传媒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斗智斗勇亦每每带有传奇色彩。

    传统：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在西方近现代史上，传媒的发展与政治的演进始终暗含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基于各个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的差异，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明或暗，或疏或密，或近或远。而法国则因其国情的特性，在传媒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上呈现出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法国的传媒与记者的社会地位曾有过十分低下的历史时期。回首当年的英国，在所有报纸都很有格调、十分严肃，恪守准确、真实、廉耻等新闻价值的时代，人们在介绍英国某位著名作家时，若表明其同时亦为记者的话，英国作家通常会引以为豪。而历史上的法国，鄙视记者的著名作家不在少数，大文豪巴尔扎克认为：“记者职业是地狱、是伤风败俗的深渊，是无人可以干干净净走出来的地方。”他甚至大声疾呼：“假如报纸不曾发明的话，最好不要发明它！”著名作家莫泊桑更是直接抨击传媒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记者与政治人物勾结而拜倒在金钱面前。”

    法国记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与今日之巨大影响力的形成，与法国政治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权分立”理念，奠定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权力的合法化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步骤，借力媒体恰是实现这一步骤的捷径。于是，传媒及其从业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从“贵族等级、僧侣等级、平民等级”之外的“第四等级”，到与“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法国称之为“对抗权力”），再到虽然政治上无权影响力却不亚于政治权力的“无冕之王”，社会对媒体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而，法国1958年虽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三权分立，可事实上，法国传媒的发展与扩张逐渐消解了三权分立，生成了以其为中心的传媒政治形态：象征立法权的议会辩论被媒体辩论（如政治脱口秀节目）所取代；当政府做出某项决定前，媒体往往最先获悉并报道，从而影响民意，令所谓的“民调政治”取代行政权；而司法权则被调查性报道所取代。传媒行动主导社会动员，传媒言论影响公共事务和公民行为，传媒似乎成为全部权力话语。

    伴随着传媒与政治权力之间话语权力的升降，二者的关系日趋微妙而现实。政治权力对传媒既恨又爱：一方面不满传媒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却希望通过对传媒的操控——有时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情报部门监听记者的电话——以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而传媒对于政治权力则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态度：既努力保持新闻报道及言论的独立性，又希冀搞好政府关系，以从政治权力分享诸如消息或资助等红利。

    法国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绑鸭报》（Le Canard encha?né），是一份创办于1915年的时事周报，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纸媒：匿名撰稿者均为法国各大媒体的资深记者，报纸以辛辣的政治讽刺为文字风格，以专揭政界、商界、司法界丑闻为报道特色，从不刊登广告，仅靠发行维持发展。鉴于其影响力，司法界一些权势人士如预审法官，与《绑鸭报》暗通款曲，乃至共生共荣。《绑鸭报》记者的调查性报道常常含有审判的意味而令政治权力生畏。

    在电视时代，法国政治家们的电视辩论成为个人成败的关键之一，主持节目的记者因此实际上充当了政治博弈的裁判。与此同时，法国政治类电视节目在拉动收视率方面大获成功。对于政治权力而言，电视作为体制比公关更为重要。在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每个竞选人都在接受了竞选团队的整套设计、策划和传媒培训后，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以期在选民中赢得最佳传播效果。即使在网络时代，电视媒体在大选中的地位仍不减当年。

    现实：逐渐互化的啮合过程

    在法国传媒与政治权力博弈过程中，学界和公众均十分关注诸如“谁依赖谁、谁影响谁、尤其是谁利用了谁”之类的问题。

    其实，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的形态沿革过程中，法国“传媒民主”一直在冲击社会政治制度，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传媒政治化与政治传媒化。

    传媒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不断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传媒对于政治事件尤其是涉及法律的政治事件的迷恋与酷爱，或到了享受的地步，因而常被舆论指责为利用政治人物的官司来进行媒体的“自我推销”。事实上，法国每次大选之前，总会有些关乎政界的司法案件成为头条新闻。

    近年来，传媒与政治权力博弈最轰动的莫过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性丑闻事件。此类新闻原本在法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法国公众对于政治人物如几位总统的婚外情已经见怪不怪。但在卡恩事件上，传媒界一反常态，兴奋不已，连续数月不停报道，仅法国新闻周刊《快报》一家媒体，就发表了109篇相关报道。整个事件刺激了公众，作为次年法国总统大选最有分量的左翼政治人物，卡恩就此倒下，一蹶不振。同年发生的贝当古夫人事件亦被传媒化：右翼政党出身的部长埃里克·韦尔特（Eric Woerth）涉嫌非法向法国女首富贝当古夫人筹集政治资金，这一丑闻对其主——原本就不占竞选优势的萨科齐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两次事件的报道中，传媒以过滤信息、操控事件进展和结局的方式，界定了政治现实。媒体不仅主导了公众，也影响了政府。

    此外，记者直接参与政治的现象亦逐渐增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记者能否在从事报道时摈弃所属媒体的政治立场而以中立的态度来传递信息，始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法国传媒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三种博弈关系：记者与政治人物同属某一社会团体，但彼此各有自己的价值观，此其一；二者拥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记者既非不偏不倚，亦非完全自由，此其二；二者价值观相同时，同化效应产生，传媒趋向同政治权力保持一致，并借机推销自己，此其三。

    在传媒政治化的同时，法国政治也在朝向传媒化。随着政治人物的公信力普遍下降，以往受到的尊重不断失却，传统的方法再也无力唤起公众的信任感。于是，政治人物们改弦更张，希望通过在媒体的大幅度亮相来改善形象，提升可信度，他们日益接近、取悦、讨好媒体，以期借力传媒对舆论的影响力，获取对其人格和行动的正面评价。此外，政治人物的个人生活也日益传媒化，其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传媒与公众对政治人物私生活的兴趣日增。

    可以与法国记者从政相媲美的是法国政治传媒化的新方式：政治家直接嵌入媒体，借力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方面，先有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侄子弗雷德里克·密特朗的事例，他从电视节目主持人成为文化部长，之后，又回到媒体，担纲法国“国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日播节目《弗雷德之日》的主持人，负责与名人对话。他在政治生涯中早已形成独特、新潮的视角，通过所主持的节目，往往能以轻松的口吻，传递着媒体的政治倾向，影响舆论。后又有曾在萨科齐时代担任过部长的珍妮特·布拉伯（Jeanette Bougrab）加盟法国付费电视台CANAL+，担任《GRAND JOURNAL》栏目的记者。她虽然曾因在部长任内向媒体发表与政府不同的见解被法国总理菲永召见，而被迫公开承担个人责任，但一直是法国公众不太熟悉的政治人物，但她这一媒体的华丽转身，是打造个人新形象的极佳手段，为日后或重返政坛储备了民意。

    对于政治的传媒化，传媒本身亦投其所好，一方面，促进政治人物话语的模式化，引导其政治传播策略，另一方面，将自己化身为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但凡法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只要媒体不到场，事件就会像没有发生一般。记者从而完成了从政治观察者向政治参与者角色的转变。

    如今，法国传媒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犹如一份大拌菜，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为啮合，水乳交融。当政者为保护权力而置身于无情的争斗，传媒权力亦随之膨胀，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未来：彼此共处的合理状态

    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媒成为公众与政治权力之间得天独厚的沟通平台，传媒权力覆盖了所有的社会传播活动。传媒与政治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孕育了新的冲动型政治。没有传媒，公共舆论难以形成，而没有公共舆论的支持，政治权力便无法施展。

    最能够勾勒法国传媒与政治权力博弈关系的或是总统大选，参与和介入程度最高的媒介形态是电视，即使是信息与传播技术突飞猛进之今日，电视发挥的作用仍不可替代。2012年法国总统选战开启前，新闻传播学界众多学者期待着一场革命——一场在选举过程中互联网对决并超越电视的影响力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并未如期到来，因为选民并没有像学者预料的那样，通过“Twitter”之类的社会化媒体关注选举、参与政治。调查结果表明，2012年的总统大选，仍同1974年以来的每一次大选一样，电视获得了竞选运动每个阶段的胜利，换言之，法国的总统大选导演权仍在电视手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法国选民对选举期间电视辩论节目的高度关注，代表性的节目是私营的法国电视一台（TF1）的《竞选人的话》以及公营的法国电视二台（France 2）的《话语和行动》节目，两个电视节目获得了约22%的收视率（收视人群约为550万）。法国没有一家网站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数量的点击。法国学者的解释是“公众对新媒体使用的适应周期比想象中要长”。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CSA）的调查显示，在总统大选期间，74%的受访者接受信息的媒介是电视，大大超过网络（40%）和广播（34%）。

    无论如何，传媒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权力利用它吸引公众、影响舆论，政治人物们尽量利用戏剧化效果，制造轰动效应。而传媒本身也为了制造政治围观，越来越聚焦“扁平化”的事实，过分在意观念词、口号、轶闻及文字游戏，用景观取代前瞻分析，将政治辩论变为嘲讽，加之传媒的娱乐化趋势，使得枯燥乏味的政治新闻必须依靠刺激想象力的元素来吸引公众，议会辩论时无足轻重的花絮，如裸胸与会的女议员或穿短裤与会的男议员，无疑替代主题成为报道的重点，因此一些政治人物故意开发这些娱乐性因素以满足传媒与公众的偷窥欲，提升个人的知名度。大选期间，政治人物更是有意采取本末倒置的手法，借力名人效应，将“熟悉的面孔”如知名的体育界、演艺界明星、知名艺术家等，置于竞选名单最显要的位置上，而将其政治纲领安排在背景上。由此可见，法国政治或已沦为“传媒建构”的对象。

    更有甚者，传媒也常常将政治话题缩减为个人层面的冲突和对立，将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弃之于不顾。由于简述性新闻文化逐渐在政治报道中占据上风，许多被报道的冲突之历史原因或富有深度意义的事实被遮蔽，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是难以理解的时事。

    然而，传媒界和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并开始反思问题，身体力行地努力厘清传媒与政治权力的关系。2011年11月，法国i-TELE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奥德蕾·普尔瓦（Audrey Pulvar）因其男友、政治家阿尔诺·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宣布参选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而改为主持非政治类节目。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新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