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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回顾2013年国际媒体走过的历程，展开的是一幅起伏跌宕、热闹非凡的画面。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媒体对于国际新闻热度高涨，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世界政治中，甚至媒体本身成了世界政治事件中重要的活跃主体；二是世界各国的媒介体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媒体的社会作用正处于新的转化过程中；三是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变革与调整，媒体的经营体制发生变革的同时，报道和传播的方式平台也在破旧立新。
积极参与：世界媒体的国际政治热
岁末年初，中日之间的论争再次成为国际媒体的聚焦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日两国的驻英大使先后在《每日电讯报》上刊文，就“谁是伏地魔”展开论战。随后，这场论战又通过BBC的知名节目《新闻之夜》蔓延到整个国际舆论界。这场原本发生在东亚一隅的事件，在各国媒体的关注和参与下，成为引发国际舆论的焦点事件。英国媒体不仅参与了这场东亚国家间的舆论战，而且主动为其提供平台扩大影响，这在以往是鲜见之举。实际上，这场舆论战不过是媒体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2013年中，世界媒体几乎在所有的重大国际事件中都有积极表现。无论是应对台风“海燕”中的菲律宾国际救援，还是曼德拉逝世后的各国首脑亮相；无论是太空探索星际漫步，还是美国驴象之争中的政府停摆，各国媒体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不过，纵观全年的舆论战，中东和东亚显然是世界媒体竞技的主要舞台——
中东地区的动荡与希冀吸引世界目光
2013年的中东地区继续在喧嚣和不安中躁动，包括叙利亚、埃及、伊朗等多个国家在内，动荡余波尚未平息，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也成了各国媒体竞技的舞台。叙利亚的内乱起于2011年3月，持续近三年，国内动荡延及周边国家。8月，大马士革郊区遭到沙林毒气火箭弹袭击，政府军和反对派都指责对方使用化武，双方各执一词，不仅令联合国化武调查组一筹莫展，更引发各国媒体立场不同而众说纷纭。与此同时，埃及显现出“乱中趋稳而稳中又乱”的局面，也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从对新修宪法全民公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埃及军政教三股力量的博弈潜流汹涌，引发了媒体对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反思。
相对叙利亚、埃及的混沌胶着，伊朗则在总统换届之后迎来了一片希冀之光。以“温和保守派”著称的哈桑·鲁哈尼出任伊朗总统以来，先是与六国重开核谈并最终达成日内瓦初步协议，后是同奥巴马、卡梅伦实现历史性通话打破对西关系僵局，甚至还呼吁所有内阁成员都上Facebook与数字时代联通。鲁哈尼的积极开明，与内贾德强硬对抗和政治遮蔽不同，也博得了西方媒体更多的版面和时段。
东亚舆论战形成国际传播新景观
在东亚，世界媒体对朝鲜的瞩目贯穿2013年始终，而日本的右倾化和中日之间的岛屿之争，更是在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中成为热点。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着手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日本驻悉尼总领事小原雅博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刊文声称，“钓鱼岛位置靠近日本，是日本领土”，开启了各国政要通过国际媒体展开舆论争夺的战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相岸田文雄、防卫相小野寺五典等等，乃至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及其他官员，频繁通过媒体表达立场并且隔空喊话，中国也通过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借由各国媒体予以回应。年底安培参拜靖国神社，英国广播公司破例在节目中安排中日两国大使同期交锋。短短几天之内，中国四十余位驻外大使先后在驻在国媒体上发表文章，同时还有许多驻外使节通过接受专访、媒体吹风会等方式，通过驻在国媒体集中发声，掀起一轮国际舆论战的高潮，各国的主流媒体及一些世界级媒体成了这一舆论战的平台，形成了国际传播的新景观。
媒体成为掀动国际政治浪潮的活跃主体
如果说这些新闻事件中，媒体主要是在国际政治的波谲云诡中推波助澜，那么在美国的“棱镜门”事件中，媒体本身则成了掀动国际政治浪潮的活跃主体。这一事件中，不仅传统媒体如《卫报》《华盛顿邮报》等显山露水，而且新媒体巨头也被牵扯其中。2012年年底开始，斯诺登就开始与媒体秘密接触，先后与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德、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格尔曼建立了联系。经过半年多的筹划部署，2012年6月5日《卫报》先扔出了第一枚炸弹，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于2007年启动代号“棱镜”的秘密项目。随后《华盛顿邮报》接力披露，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用户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秘密资料。两家媒体的报道，迅速引爆了世界媒体的报道狂潮，进而引发国际舆论震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间，世界各国媒体对“棱镜门”事件后续以及斯诺登本人的动向展开接力报道。陆续发表的报道进一步曝光，“棱镜”计划不仅针对外国恐怖势力，通过隐私数据分析本国公民的“社交连接”，针对其他国家和各国公民实施网络攻击和数据监控，甚至长期监听包括欧洲盟友在内多国领导人的个人通讯。在此期间，不仅有《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持续发布最新信息，香港、俄罗斯、拉美、北欧等等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加入其中。在世界各国媒体的烘托呼应之下，“棱镜门”成为搅动2013年国际政治局势的风暴眼。到了年底，包括微软、谷歌等多家美国公司为摆脱指责，联合要求政府对其用户的监控进行限制。这些公司希望挽回形象，实际上，“棱镜门”事件已经不仅仅是美国所遭遇的重大形象危机，也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监管加强：媒体与政府的互动新态
随着媒体参与政治的热情升温，媒体与政府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愈加频繁。正如《赫芬顿邮报》的年终回顾所称，2013年是记忆中媒体与政府之间冲突博弈最为激烈的一年。前有美国所谓的“泄密调查”，美联社称司法部秘密获取美联社、福克斯新闻多位记者编辑的通讯记录，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侵害”，司法部则回应是为了调查史上最严重的“泄密”，双方都称对方“将美国人民置于危险之中”，媒体和政府之间关系趋紧。后有“棱镜门”事件，记者格伦·格林沃德本人屡受威胁恐吓并最终离开《卫报》，年底该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受到英国议会质询，就发布“棱镜计划”机密文件将国家安全、政府安全置于何地等问题做出回答。重重矛盾，使得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看似紧绷，却也因此更加凸显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媒体的社会作用正在转型，政府的媒介体制也在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亟须理顺。究竟应该如何化解矛盾，又应如何寻找平衡，成为2013年提出但没有解决的疑问。
“窃听门”事件促使英国政府着力媒介体制调整
在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冲突博弈中，英国成为各种要素汇聚的结点，持续发酵的“窃听门”促使英国政府着力调整媒介体制。2013年10月28日，《世界新闻报》的窃听案开始审理，包括前新闻集团高管和前英国政府官员在内的多人将接受“世纪审判”。紧接着，英国枢密院通过“皇家宪章”，准备建立一个官方的媒体监管体系，取代原本的媒体自律体系。这一决定获得三大主要政党的一致支持，历史性地改变了英国的媒介体制。英国媒体一向以公正、客观自我标榜，更以其秉持数百年的自由、独立、拒绝政治干预为豪。作为新闻传播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英国的媒介体制一直以“行业自律”作为主要原则。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规，负责相关工作的新闻投诉委员会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组织，只能对注册成员进行协调仲裁。新的机构将以“监管”取代“自律”，英国媒体称此举为政府“插手”新闻行业。这项被英国首相卡梅伦称作“英国史上最严厉”的宪章条款，也被英国媒体视为“新闻自由的终结”。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在丑闻频传信誉扫地的当下，新的宪章以及监管机构在对媒体行为做出约束的同时，也可以为媒体提供规范管理的转圜余地，进而为媒体以及有限度的新闻自由保驾护航。尽管目前的监管体系尚未成形，尽管众多媒体的愤懑之声仍未平息，但是英国政府对自身与媒体之间关系的调整已经展开。
在英国政府对媒体监管体系做出调整的同时，媒体自身也已开始着手角色转换。受“窃听门”事件的困扰，默多克将主营业务在英国的“新闻国际集团”更名为“新闻英国”。随即，有着30多年历史的新闻集团正式通过拆分计划，将旗下的新闻媒体和娱乐产业剥离，分别纳入新的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两家公司。前者负责新闻出版业务，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泰晤士报》《太阳报》等资产；后者主营娱乐传媒领域，管理广播电视、电影公司等项目。长期以来，默多克的媒体帝国一直与“娱乐”为伍，不仅因为娱乐产业是集团营收的主要来源，更重要的是集团新闻报道中的娱乐化特征。默多克的媒体帝国不仅囊括了《太阳报》等娱乐小报，更有一路扩张鲸吞下的《泰晤士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传统严肃媒体。传统的新闻业务在依靠娱乐产业反哺的同时，也在实质上向娱乐渐渐倾斜，这也是新闻集团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原因。如今的拆分，也算是“新闻的归新闻，娱乐的归娱乐”，形式上在新闻与娱乐之间划出界线，这是默多克既想要确保娱乐“摇钱树”不倒，又冀图新闻业务能够逆水行舟的举措。拆分之后，默多克开始对英国业务展开人事调整，高层换血，将新闻业务的中心移至纽约，新闻集团试图通过内部调整和效率提升实现转型升级。
俄罗斯政府为加强国际传播使出“强力铁腕”
如果说英国政府媒介政策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监管，那么俄罗斯的调整则是为了加强国际传播，与英国政府的“插手”相比，俄罗斯政府的媒介调整举措可谓“强力铁腕”。2013年12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关于提高国有媒体效率的一些措施》，着手重组国有媒体。根据这条政令，联邦政府将原国家通讯社俄新社和国有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撤并，组建新的“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新的“今日俄罗斯”将作为联邦单一制国有媒体，专注向海外报道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普京还下令将“今日俄罗斯”纳入国家战略企业名单，打造成俄罗斯的媒体航母。此次重组国有媒体，只是俄罗斯调整媒介体制的系列举措之一。在以往的国际舆论宣传中，俄罗斯相对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劣势，尤其是2008年的俄格冲突中，俄罗斯虽然赢了战争，却在西方媒体一边倒的国际舆论中败下阵来。近年来，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俄罗斯一直位于舆论下风，陷入国际传播的被动境地。再次执掌总统权杖之前，普京就曾表示过，政府在提升国家形象领域作为不大，俄罗斯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应该加以改变。由于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际影响力也相应式微，所以普京政府期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振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正如他在国情咨文中所述，俄罗斯不称霸但要成为“世界领袖”。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也对外确认，此次重组国有媒体就是为了“重构世界对俄罗斯的恰当认知”，要主动在全球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
转型弯道：世界媒体的“全媒体化”
离开国际政治、国内体制的宏观背景，从微观视角关注国际媒体自身的发展走向，世界媒体的“全媒体化”值得关注。
面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在过去几年中尝试多种改变，推出网络版、建立付费墙等等举措，似乎仍难阻挡传统出版发行业日渐衰落的颓势。2013年，不少媒体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例如德国国际通讯社于4月12日停止新闻发稿进入破产程序，德国知名女性杂志《more！》于4月25日停刊，英国有着158年发行历史的《利物浦邮报》于12月19日停刊，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媒体开始陆续进入转型弯道，从经营体制、采编方式、传播平台三个层面开启全媒体的变革之路。2012年12月31日，美国著名杂志《新闻周刊》发行了最后一期印刷版本，在走进创刊的第80个年头时，以《全球新闻周刊》的新名字开始网络发行，翻开了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迈进的第一页。与此同时，3月19日，好莱坞权威刊物《综艺报》在不间断出版近80年和发行两万期之后，也宣布停刊转为发行网络版，以适应媒体环境的变化。
世界报业的两大巨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这一年先后传出转战网络的消息。4月，纽约时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汤普森透露，自己正在研究美国流媒体视频服务Netflix的订阅模式，希望能够将这家网络公司的商业模式借鉴到纽约时报公司的数字化战略中，推动传统新闻出版公司向现代互联网公司转型。近几年间，《纽约时报》的广告收入一降再降。而从“付费墙”业务开始以来，《纽约时报》的订阅用户增速非常，2012年的订阅收入首次超过广告收入，成为营收主要来源。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公司开始着手整合旗下资产，出售《波士顿环球报》等其他产业，集中经营《纽约时报》相关业务。汤普森也已经筹划好，建立以“订阅”为基础的数字战略，推出质优价廉的高端服务，提供包括游戏和视频在内的丰富在线功能。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2013年也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年份。这份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远扬、又因为“棱镜门事件”而再次成为世界舆论中心的报纸，8月，由格雷厄姆家族转手给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成了另一热点。过去几年间，《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和利润都在下滑。2012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报纸出版部门的年收入为5.82亿美元，大约比2007年下降35%。经济衰退造成广告萎缩，报纸发行量持续衰减。在坚持多年以后，《华盛顿邮报》也于6月开始尝试对在线内容收费，但微薄的营收仍难以维持报业发展。在各界广泛认为纸媒已经进入低谷的时候，贝索斯的加入或许可以为《华盛顿邮报》带来全新的数字化理念，打造全新的平台和产品。对于上述两份世界一流的纸媒来说，积极改变现有的体制结构，不仅是具有生存意义的现实问题，更是影响到整个新闻媒体行业的破冰之旅。
《纽约时报》的变革，不仅体现在经营体制的战略转型，还表现在对新闻采编方式的开拓。201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将特稿写作奖授予了《纽约时报》的“雪崩”。这一多媒体专题项目策划历时半年，报社调动包括新闻、摄影、动画、多媒体、视频、技术等多个部门的十余名成员协同作业，共同创造出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传播作品。“雪崩”创新了新闻报道的形式，采用现代化的技术为读者带来全新的传播体验，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新闻”，实现了“融合传播”或称“全景化报道”。所谓“全景化报道”，是包括传播形式的广泛性、超链接、受众参与、动态化内容和个性化服务等多项内容。在这种传播形态下，无论从新闻采集能力到话题制造能力，还是从新闻传播能力到推送能力看，新闻的竞争显然在升级。
“雪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播平台的选择。与以往传统媒体的一贯做法不同，《纽约时报》没有在印刷版上先发文章再推出网络内容，而是经由电子渠道首发于网络平台，在网络世界吸引无数眼球之后，印刷版报纸的相应报道才姗姗而至。这一颠覆传统渠道模式的创新，是历史性的突破。长期以来，新闻媒体一直将网络新闻视作传统新闻采编模式的平行延伸，仅仅将内容由纸面移植到网络页面上，进而落实到电脑、手机和平板界面上。《纽约时报》却打破了这样的思维定势，由传播平台出发去组织媒体产品的开发，根植于新媒体及其传播特点展开内容生产。除了网站、报纸，《纽约时报》还尝试迈出更远一步，把“雪崩”转成电子书，以2.99美元的价格进行销售。网络报道的推出，不仅为后期产品生成了内容模板，同时也实现了宣传造势。从而，使得“雪崩”成为一个高度整合，具有商业化价值的项目。业界对此评价颇高，资深科技记者欧姆·马利克就表示，“雪崩”的新媒体探索具有很高的价值，“以这类型的数字化报道模式为起点，开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重新定义新闻报道”。
从2013年世界媒体的表现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媒体作用的复苏和强化，媒体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努力，可以预测，2014年媒体的向新媒体转型，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调整仍将继续，而媒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也将愈发重要，国际舆论的公共空间争夺也将更加激烈。
（作者刘笑盈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康秋洁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